材料   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采取的重大决策。2000年，中央决定在安徽以省为单位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开。2004年“一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黑龙江、吉林两省随后进入试点，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两减免”是指免除农业税、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三补贴”即：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进行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农村税费改革由此转向逐步降低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2005年，全国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延续两千多年的农民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到此结束。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

材料

元和初年，面对“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的局面，理财家李巽在盐法方面“大正其事”，强调“盐铁使煮盐，利系度支”，将盐利收入归于度支，使之成为中央所能支配的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他首先降低盐价，元和元年（806年）奏：“每州所贮盐，若遇价贵，斗至二百二十，减十文出粜，以便贫人，公私不缺。”这便是仿效刘晏时的常平盐，由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售价，将盐直接零售给百姓，以平抑盐价。降低专卖价格以及政府低价粜盐，促使市场价格趋于下降，保证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其次，调整专卖机构，为了使盐的购销网趋于合理、严密，对原有机构或裁并，或增设，如“堰埭先隶西观察使者，悉归之；因循权置者，尽罢之”。疏通了盐专卖的流通渠道，促使专卖收入猛增。再次，废除别贮库。这一措施带来了唐朝中后期户部财政独立的曙光，是关系到三司成立的重要之举。

——摘编自马慧芳《浅析唐朝元和年间财政制度改革》

材料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挽救日益衰败的农村现状，乡村复兴从口号变为社会实践运动。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在各地创建县政建设试验区，率先进行乡村建设的试验。在试验区，乡建领导者加强乡村小学和成人学校的建设，改革教材、完善学制、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经济上，改良和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并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向农民发放贷款，以解决农民生产生活的困难。根据国民政府有关自治事务的规定，不少实验区开展调查户口、整顿税收、成立民团或警察局、组建自治团体等工作。乡村建设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总体上却出现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局面。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下）》

4 . 材料   况钟（1383-1443年）,南昌靖安人。1430年出任苏州知府。苏州一府六县税粮总额约为全国实物收入的十分之一。农民无法承受,纷纷举家逃亡，税赋无法足额征收,暴力抗粮抗税时有发生。况钟多次上奏疏请求，官田比照民田起科。在明宣宗亲自过问,才获户部通过。这不仅改变了实行二百年的“田分官民”的制度,也是对朱元璋对抄没官田课以重税决定的否定。针对历年欠赋,如果都缴粮食,困难很多。况钟提出:以“金花银”或绢、布交纳税,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既补交了赋税,又减少了民役负担,也开辟了官方承认银子进入货币行列的先例。这些措施扭转了明初以来的江南地区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使之重新焕发了生机。.

——摘编自陆咸《况钟治苏的历史功绩》

材料   1880年法国政府通过《卡蜜儿·赛改革方案》，规定年轻女子可通过省市举办的考试入校接受教育。该法案最初并不在初始改革方案中，执政党为了和当时右派势力划清立场，抵制教会教育，才支持女子教育改革方案。学校开设教学内容包括道德教育、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类、地理与天文学、历史类、家庭经济类、艺术类、体操等课程。学校提供寄宿，待遇与市立中学享受同样的待遇。奖学金数额由公共教育事务部、学校所在的省市共同协商来决定。学校允许学生在正常教学以外的时间进行宗教教育，但必须经过公共教育事务部部长的准许。每所学校都由一位女校长管理，任课教师必须拥有常规的学位。卡蜜儿作为改革的推动者指出：女性来到世界上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是为了成为妻子、母亲。这说明当时的共和派并无意通过教育改变女性社会地位。

——摘编自卞翠《法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

材料   在李朝前期朝鲜封建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李成桂采取各种措施整治和加强专制集权统治。1388年，丈量全国公私土地，登记造册，收归国家所有。1391年，对两班官僚及其他贵族按等授田，第一科（一等）授田150结（李朝以生产20石粮谷的土地为1结），以下递减，第十八科为末等，授田10结。对地方豪族和士兵另授军田，每人5-10结。其余大部分土地为公田，由国家分配给农民，征收租税，作为封建国家的基本财政收入来源。科田法是国家把土地的收租权转让给受田者，即受田者只有收租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领有科田和军田者还必须向国家缴纳相当于田租1/10的田税，以加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和管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材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生丝出口包数增长了三倍多，洋商到杭嘉湖一带高价收购丝茧，推动了该地蚕桑业进一步发展，“远及西洋番舶，贸迁百万”。太平天国运动后，江浙皖地区鼓励地方发展蚕桑业，江苏南河同知尹绍烈积极响应，在淮安清江浦设立蚕桑局。光绪时期，全国府州县蚕桑局基本上遍布除青藏等少数几个省之外的所有地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前后，朝廷多次谕纺劝课蚕桑。新政之际，清政府更加注重实业，各地为提倡蚕桑，振兴实业，大量设立蚕桑局。民国以来，各地蚕桑局仍致力于推动传统劝课蚕桑形式向近现代蚕桑推广模式的转变，这一发展脉络始终贯穿于中国近代蚕桑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之中。

——摘编自高国金等《晚清蚕桑局的兴衰与变迁》

材料   19世纪初，江河日下的奥斯曼帝国对内不能阻止统治区域的民族起义运动，对外无力阻止沙俄对自己的步步蚕食，英法对自己帝国腹地的步步紧逼。法国大革命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逐渐传入土耳其，这让土耳其宫廷内也产生了实行宪政的制度革新思想。1839年11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麦吉特颁布了“花园御诏”，御诏用“旦齐马特”称呼改革，意为卓越高尚的改革。宣布允许臣民不分民族宗教，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保证他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的安全。随后，苏丹颁布了受法国法律影响的刑法和允许成立欧洲式的银行的敕令。1845年又颁布了办好教育的诏书，开始试图建立新式学校。之后，在英法等国的要求下，苏丹又颁布了诸如土地法、新刑法、商业法、海上法、省区行政法、新民法等。改革加速了土耳其国内封建制度的解体，也培养了一大批现代人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土耳其自身的问题确实太多，这些问题不是一场改革就能解决的，何况土耳其也没有和平稳定的局面来保证改革的继续。这场被寄予厚望的改革，最终因为改革者的决心不足，“动机不纯”，加上外部压力的不断加大，在立宪和民主的浪潮中，奥斯曼帝国在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向解体。

——摘编自杨帆《奥斯曼土耳其试图复兴的一次努力-旦齐马特改革》

材料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国铁路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开始松动，国家对铁路实施了放权让利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铁路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网运分离”的试点等；21世纪初，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等非运输企业和高等院校与铁道部脱钩；2003年后，铁路加大主辅分离和社会职能移交的力度，先后将铁路物资、设计、施工企业移交国资委及所属企业管理，将铁路中小学校、医院全部移交地方管理；2013年3月，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对铁道部实施政企分开，组建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国家铁路局。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能，承担铁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国家铁路局承担铁道部的行政职能，负责拟订铁路技术标准，监督管理铁路安全生产、运输服务质量和铁路工程质量等。政企分开，标志着铁路体制改革的重大进展。

——摘编自魏际刚《新时期深化铁路体制改革思路研究》

材料 随着农奴制的废除，欧俄城市出现住房拥挤、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为缓解社会压力和应对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沙俄政府决定开发远东地区。政府鼓励向西伯利亚移民的政策带来了西伯利亚城市工商业发展的高潮。在此定居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推动了城市的经济建设，也积极参加到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同时，图书馆、博物馆等基础设施开始增多，一大批矿业学校建立起来。西伯利亚地区不仅获得了欧俄的经济支持，还获得了海外资本的关注，当地的支柱性产业多为外国资本家经营。西伯利亚地区开发满足了俄国对该地区石油等资源开采的需求，成为欧俄地区工业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基地，同时也把西伯利亚城市带入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摘编自卜雅凡、黄秋迪《1861—1917年欧俄移民活动与西伯利亚城市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