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分裂。南朝成为继东晋之后，由汉族建立起来的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南朝疆土，宋时最大。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期间，面对战乱及经济重心的南移，政治上，推行了一系列改制举措，削弱士族权力，大力提拔寒门势力，整顿刑律，并改置州镇和设立典签，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继续推行“土断”，赦免奴婢和军户，抑制土地兼并，限制士族封山占水，始行“检籍”，设立台使，改革税制，并改铸钱币；军事上，以颜师伯为青州刺史，又重用殷孝祖、卜天生等将领，击溃北魏军队，取得了宋魏第一次青州之战的胜利，收复了济水以北的失地，并进行了军制改革；文化上，尊孔崇佛，恢复礼乐。但统治末年，孝武帝大兴土木、滥杀无辜、奢侈无度，耽于享乐。为了巩固帝位，过度削弱宗室力量，引发宗室内斗局面，动摇刘宋统治基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材料   1867年议会改革有着深刻复杂的起因。它是1882年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向土地和金融贵族展开夺权斗争的继续，也是工业革命在政治上引起的必然反应。工人阶级是在工业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影响下介入议会改革运动的。

1867年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的目标达到了，1868年大选中土地贵族已失去了优势，就连对这次改革始终抱敌对态度的克兰博恩勋爵也不得不承认，“改革之后，贵族政治原则遭到毁灭，而民主的原则获得了胜利”。传统的代表城镇工商业利益的辉格党和代表乡村地主贵族利益的托利党之间的区别已基本消失，两党都已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两党在组织上更完善化了。1867年英国议会改革使一部分工人获得了选举权，同时也改善了工人的政治地位，工会合法化了。

——摘编自施兴和、舒一新《一八六七年英国议会改革起因、动因、后果简论》

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材料

淝水之战后，东晋政权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南朝宋高祖刘裕在掌握朝政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刘裕掌权后，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他罢免或处死了许多士族或皇族出身的贪官污吏。他的亲信、功臣中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严厉惩罚，甚至处死。他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他还敦崇学艺，修建庠序（地方学校），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刘裕死后，其子刘义隆继续实行他的政策。由于刘裕父子的改革，宋初的政治比较稳定，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刘义隆在位的30年左右用元嘉做年号，因而历史上称之为“元嘉之治”。

——摘编自《宋书·武帝本纪》等

材料   从1865年起将海关全部收支总账分为海关经费支出账、海关没收和罚款收入账、吨税收入及用于航务设施的提成账、所有其他规费收入和开支账。所有海关可自行处理的结余，一律存放在指定的银行，没有得到总税务司的允许各关不得截留。1870年又公布了十项有关会计收支的条例。1873年成立了贸易造册处，负责印刷各口贸易统计季报和年报，编写贸易总报告。统计内容涉及中国财政、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资料，尤其是关于鸦片、茶、丝、黄麻和大豆等大宗进出口商品。为加强海关财务检查，在总税务司之下，专设掌管会计的稽查账目税务司。“该部门税务司总管辖海关之会计并审查各地海关之会计，至少每年到各地巡视一次，副税务司驻留北京总司署负责审查各关报表”。海关税收从1865年的830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1200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1450万两。

——摘编自段晋丽《赫德与近代中国海关制度的建立》等

材料   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县以下设立了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即里、社、州、乡。里设里公，州设州加公，乡设乡师，这些职官是地方基层行政机构的最高长官，他们担负着直接治民的重要职责。楚国的基层行政机构是与楚县相一致的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地方政权组织的补充——战国时期楚国封君制的设置。然而，在战国时期，楚国境内还存在着大量的封君封邑。这些封君封邑是西周、春秋时期分封卿大夫的继续，但又和旧的封建诸侯和卿大夫的制度有着实质性的不同。尤其是从战国时期政治、经济等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封君在国家政治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及影响日趋微弱。封君是楚王所封，在封邑内仅有衣食租税之权。因此可以认为，战国时期楚国的封君制，是郡、县地方政权组织形式的补充。

——摘编自谭黎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研究论纲》

材料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财政经济每况愈下。一方面是财政收入减少，但另一方面各种财政开支却直线上升。为化解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王朝对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税务政策改革与调节。1905 年，五大臣出国考察世界各国宪政，带回来了国外的财政税收制度。1903 年清政府设立财政处，统筹中国的财政税务。1910 年设立财政总处，将分散下去的各省税务权集中收回。清政府初步建起海关监督与税务司并立的二元体制，由税务司负责估税，海关监督负责收缴和分配海关税款。1910 年,清政府在调查各省财政收支的基础上实施一种新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再明确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的职能，来明确国家和地方的权限与财政支出的情况。

——摘编自阳宏润《论清末税务政策改革》

材料   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属僚主要是由当时地方长官自己来任命的。 583年，隋文帝杨坚对地方机构实行改革，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同时规定，州县长官三年一换，下属官员四年一换。通过这些措施，中央不仅牢牢控制了地方官任用之权，而且可以防止地方官员和当地豪强互相勾结，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隋文帝杨坚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销境内500多个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据卜宪群《中国通史•隋唐五代两宋》等整理

材料   晚清重臣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袁世凯创造的清末新政样板——北洋新政,引领了新政的发展。1902年,被八国联军破坏的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恢复,袁世凯奏请将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西沽武库旧址复校。1904年,设立天津四乡巡警总局,下设8局15区。

1905年,创建了中国第一支集团军、野战军,总共6个镇和1个混成协--第十三混成协,总数为8万人上下。到辛亥革命前,清政府一共编练新军14个镇、18个混成协、4个标和1支禁卫军。直隶工商业在此期间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据统计,在1900年以前,天津近代工业企业仅有四五家,资本总额110万两,经过北洋新政到辛亥革命前已发展到137家,资本总额达2920万元。清政府选择天津作为地方司法改革的突破点,到1907年2月,天津司法改革初见成效。

——摘编自张华腾《袁世凯与清末新政》

材料   到清朝末期，正俸的微薄，养廉银制度的失败，再加上巨额赔款，在多方搜刮的同时规定削减官员的俸银和禄米，俸禄进一步减少，官场的风纪更加败坏。社会各方强烈关注，并要求加以改革。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改革官制后，在俸禄方面也作了许多改革尝试，政府责成有关官员直接酝酿解决俸禄问题，在一系列酝酿准备的基础上，负责清政府管制改革的宪政编查馆制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官俸章程：《官俸章程条议》。该条议共有十七条，其显著特点是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各级官员的俸禄标准，同时限制了官员的兼差，官员的俸禄改为支银两，不再支禄米，兼差者支半俸，官员的俸禄水平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薪水等级悬殊较大，也没有严格按照制定的规则执行。因此，实际上没有起到挽回颓风、纠正时弊的作用。

——摘编自李占强《清朝俸禄制度改革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