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朝入关后，在沿用明制的基础上，对官缺制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后，还通过开科取士和“博学鸿词科”，以及增设通政使司、大理寺、鸿胪寺、国子监和钦天监等部门来吸纳汉族官员。此外，清朝还特设理藩院，分全国为18个行省，每省设巡抚一人，其中直隶、四川设总督而无巡抚，二省或三省设总督一人，而山东、河南、山西三省专设巡抚。清朝初期，在东北地区分设三将军等官，管辖八旗人丁和少数民族。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立奉天府为管辖东北汉人的最高民政机构。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统治者们设置了一系列的国家机构，创造性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配置，并制定符合自己需要的军队体系，使整个国家各个机构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转。

——摘编自盛晴《清朝入关前后军政体系改革的研究》

材料   晚清重臣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袁世凯创造的清末新政样板——北洋新政,引领了新政的发展。1902年,被八国联军破坏的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恢复,袁世凯奏请将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西沽武库旧址复校。1904年,设立天津四乡巡警总局,下设8局15区。

1905年,创建了中国第一支集团军、野战军,总共6个镇和1个混成协--第十三混成协,总数为8万人上下。到辛亥革命前,清政府一共编练新军14个镇、18个混成协、4个标和1支禁卫军。直隶工商业在此期间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据统计,在1900年以前,天津近代工业企业仅有四五家,资本总额110万两,经过北洋新政到辛亥革命前已发展到137家,资本总额达2920万元。清政府选择天津作为地方司法改革的突破点,到1907年2月,天津司法改革初见成效。

——摘编自张华腾《袁世凯与清末新政》

材料   清初地方实行督抚制，地方层级多，机构重叠。鸦片战争后，地方职能不断扩大，局、所林立，管理混乱。1906年，清政府在参酌各国制度的基础上，推出了地方官制改革大纲，遭到大多地方督抚反对。宪政编查馆于1907年推出了折衷的地方官制改革方案《各直省官制通则》：“各省督抚依旧总理地方军政，督抚衙门设置幕职佐理文牍，分科治事；省以下，为府（直隶州）州（县），裁撤分守分巡各道，设立议事会和董事会等自治机构；分级设立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实行司法独立。”方案颁布后，清廷在东北三省试点，要求其余各省“十五年内一律通行”。民国成立后，部分制度仍有沿用。

——摘编自费秋香《论清末新政的地方官制改革》

材料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世祖忽必烈任用卢世荣施行理财改革。卢世荣主张“官自酤卖”，由官府垄断酒的买卖；他还主张国家收回权贵经营的冶铁业，改为官营。次年，他又奏请海外贸易由官方操纵，实行“官本商办”制度，由官府选择海商作为其代理人操持具体事宜，海外贸易利润按七三开分成。后来，他还建议由国家出台优惠政策，扶持发展畜牧业，政府提供本金，选择部分蒙古牧民自主经营，官民八二分取利润。卢世荣力主重新设立常平仓，在商品供过于求低价时收购商品，待到市场供不应求时，再高价抛售商品。此外，他还利用课税的方法，调节供求，并严厉打击商家的不法投机行为。卢世荣理财改革时间不长，但其对权势豪商所享有的特权予以限制和裁减，使得以成为元代历史上的一代能臣。

——摘编自吴晶晶、王福革《元代卢世荣理财改革研究》

材料   到清朝末期，正俸的微薄，养廉银制度的失败，再加上巨额赔款，在多方搜刮的同时规定削减官员的俸银和禄米，俸禄进一步减少，官场的风纪更加败坏。社会各方强烈关注，并要求加以改革。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改革官制后，在俸禄方面也作了许多改革尝试，政府责成有关官员直接酝酿解决俸禄问题，在一系列酝酿准备的基础上，负责清政府管制改革的宪政编查馆制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官俸章程：《官俸章程条议》。该条议共有十七条，其显著特点是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各级官员的俸禄标准，同时限制了官员的兼差，官员的俸禄改为支银两，不再支禄米，兼差者支半俸，官员的俸禄水平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薪水等级悬殊较大，也没有严格按照制定的规则执行。因此，实际上没有起到挽回颓风、纠正时弊的作用。

——摘编自李占强《清朝俸禄制度改革及启示》

材料   1985～1994年，科技体制改革进入调整和创新阶段。国家先后出台了《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和激励技术交易的法规。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科学技术进步法》，其中规定了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科学技术经费的投入占比，建立高新区并实行优惠政策、发展技术市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科研机构与科研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为中国科技法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科技管理机制的改革释放了全国各类科研院所的科研动力，科技拨款制度的改革刺激了科技创造的源动力，科技人员管理改革激发了研发主体的创造力。此外，科技服务业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并在全国扩张，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摘编自姜江《新中国成立70年科技服务业与体制改革》

材料   19世纪初，江河日下的奥斯曼帝国对内不能阻止统治区域的民族起义运动，对外无力阻止沙俄对自己的步步蚕食，英法对自己帝国腹地的步步紧逼。法国大革命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逐渐传入土耳其，这让土耳其宫廷内也产生了实行宪政的制度革新思想。1839年11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麦吉特颁布了“花园御诏”，御诏用“旦齐马特”称呼改革，意为卓越高尚的改革。宣布允许臣民不分民族宗教，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保证他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的安全。随后，苏丹颁布了受法国法律影响的刑法和允许成立欧洲式的银行的敕令。1845年又颁布了办好教育的诏书，开始试图建立新式学校。之后，在英法等国的要求下，苏丹又颁布了诸如土地法、新刑法、商业法、海上法、省区行政法、新民法等。改革加速了土耳其国内封建制度的解体，也培养了一大批现代人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土耳其自身的问题确实太多，这些问题不是一场改革就能解决的，何况土耳其也没有和平稳定的局面来保证改革的继续。这场被寄予厚望的改革，最终因为改革者的决心不足，“动机不纯”，加上外部压力的不断加大，在立宪和民主的浪潮中，奥斯曼帝国在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向解体。

——摘编自杨帆《奥斯曼土耳其试图复兴的一次努力-旦齐马特改革》

材料 纵观历史，漕运在社会经济中具有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隋炀帝时期，漕运范围空前扩大，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漕运网。但是，唐定都长安，地处偏僻，南粮北调困难重重。安史之乱的爆发又使得“漕运路绝”。刘晏上任后，征用大量工人挖淤泥、清河道，恢复安史之乱前的遭运路线。他采取分段接运的方法，使每段水路都有专属的船只负责运输。规定建造漕船的工作收归政府统一建造，并改变原来的富户包运为政府运输。将专卖食盐所得的钱用于雇佣漕工，达到了“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的效果。通过刘宴的漕运改革，唐王朝的统治中心与江淮租赋富饶之地联系起来了，使南北联系更加密切，促进了江南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摘编自杨凤阁《论唐代刘宴漕运改革的始末及影响》

材料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国铁路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开始松动，国家对铁路实施了放权让利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铁路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网运分离”的试点等；21世纪初，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等非运输企业和高等院校与铁道部脱钩；2003年后，铁路加大主辅分离和社会职能移交的力度，先后将铁路物资、设计、施工企业移交国资委及所属企业管理，将铁路中小学校、医院全部移交地方管理；2013年3月，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对铁道部实施政企分开，组建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国家铁路局。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能，承担铁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国家铁路局承担铁道部的行政职能，负责拟订铁路技术标准，监督管理铁路安全生产、运输服务质量和铁路工程质量等。政企分开，标志着铁路体制改革的重大进展。

——摘编自魏际刚《新时期深化铁路体制改革思路研究》

材料   1991年海湾战争后，国际上掀起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变革的新军事革命的大潮，至20世纪以来进入关键时期。与此同时，围绕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硬件”建设，一度被外界视为中国军力发展的最大亮点。经过25年努力，中国军队在装备水平上有了长足进步，连美军一直标榜的“技术优势”也有所动摇。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相应的“软件升级”自然被提上日程。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正式成立。2016年元旦，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明确改革的目的是“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前所未见的军兵种，体现出中国军队在“软件”上占据了制高点。

——摘编自袁野《中国军事改革展露全新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