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变化(节选)
时期 | 饮食文化特色 |
先秦时期 | 贵族饮食有“八珍”之说，对用料、烹饪、数量、餐具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士大夫之下“不以鼎食”。 |
秦汉时期 | 外来食物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芹菜、扁豆、大葱、大蒜登上国人餐桌，炸油饼、芝麻糊、烧饼等受到热捧。 |
隋唐时期 | 士人任官或升迁举办“烧尾宴”招待亲朋同僚，意指“鲤鱼跃龙门，烧鱼尾高升”。唐诗中还大量提到西域胡家酒店和胡姬。 |
两宋时期 | “北麦南稻”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烧饼、饺子、包子、刀削面等散布于江南市镇，通宵达旦沿街叫卖。 |
元明清时期 | 忽必烈力主的“涮羊内”火锅风行全国，“乳扇”也由蒙古大军带到大理：朱棣迁都后，实现了“南京板鸭”与“北京烤鸭”的混搭。美洲马铃薯、玉米成为底层国人充饥的主食。顺治、康熙时代的“满汉全席”则将中华饮食文化推向新高度。 |
——摘编自王学奏《中国饮食文化史》
材料蕴含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诸多信息，自拟一个论题，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予以阐述。(要求：所拟论题明确，阐述史论结合，言之成理。)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开创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源头，儒重人道，道重天道，墨重科技，相得益彰，互补生辉；国家统一、民族融合营造了中华文化繁荣和五千年文明不间断的良好氛围，北魏之鲜卑、辽之契丹、金之女真、元之蒙古、清之满洲，都与汉族文化交融会通、包容共进。公元前后，儒学文化就传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至明末清初，前来中国交流的欧洲宗教人士、学者、商人和一些官员、使节，既向中国传播“西学”，又把“中学”带回欧洲，把中国历史文化典籍如《诗经》《易经》《大学》《中庸》《老子》《论语》等翻译成拉丁文本。另一方面，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在日渐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也给包括儒学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借鉴和营养。明末，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以科学为传教工具，引进了古希腊哲学、伦理学、语言学、逻辑学、地理学、医药、数学、生物学及美术、音乐、建筑、水利等，都给中国传统文化以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仲呈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材料二有人说中美最终一定会冲突，我觉得这种说法大错特错。两国的关系应该是既竞争又合作，如国际金融稳定、全球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还有打击恐怖分子，一定要合作才行。而合作的基础就是软实力，如果两国软实力提升，可以避免冲突。……中美现在的关系与冷战时大不相同。过去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是没有巨额贸易的，但现在美中之间有很多经济往来；另外，现在还有约20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中美双方在软实力方面有许多可以交流、沟通的机会，通过贸易和教育等各种管道，自下而上，形成互动。
——摘编自约瑟夫奈《软实力，改变世界的原动力》主题演讲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文化软实力强大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今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相比有何不同？
材料一 唐朝继承发展了历代粮食问题的思想和制度。前期沿用均田制并鼓励开荒，大部分皇帝都能做到“省徭赋，不夺其时”，建立太仓、常平仓等仓廪体系和相应的机构、法规，同时完善灾害救济和扶助。755年，户数由唐初200万增至近900万，扩大了兵源、劳役和税收来源。粮食价格长期稳定在较低水平。
——摘编自李维才《唐代粮食问题研究》
材料二 清代康乾以降，政府允许并鼓励从他国输入粮食，鸦片战争以前粮食进口数量较小，单向的粮食进口贸易主动权完全操于中国之手。近代以来，中国无力抵制洋粮进口，逐渐沦为粮食进口大国。国内粮食没有满足自给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实质是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处于病态和衰败之中。
——摘编自徐畅《表象与事实：近代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研究》
材料三 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新中国成立70年来，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约2.6%。中国能比较稳定地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生产世界1/4的粮食，养活世界1/5的人口。自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多年发布聚焦三农问题的“1号文件”，出台了有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耕地制度、水利工程建设以及涉农资金支持等多项政策。2002年修订通过的《农业法》对粮食安全进行了立法保障。2015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明确将粮食安全上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层面。
——摘编自王钢、钱龙《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粮食安全战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粮食政策的特点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粮食危机出现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乡绅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乡绅阶层利用宗法家族伦理制度规约着乡村社会秩序。在中国古代，“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如果说“皇权不下县”为“乡绅之治”提供了地域空间，那么“熟人社会”则为“乡绅之治”奠定了组织基础。“熟人社会”有利于有名望的乡绅利用其声望、学识树立权威，从而为治理乡村提供了方便。乡绅既是村民，又是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其在国家和乡村之间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是国家权力体系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者和自觉塑造乡村风俗和承担维持社会治安责任的管理者……乡绅之治开创了基层治理的模式，既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又创造了社会财富。乡绅受儒家文化浸润，大都自觉地肩负造福家乡的使命，承担完善、建设乡村和振兴、繁荣宗族的责任。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
材料二 清末新政的举措广泛而多重，初与乡村社会有关的是设立新式警察和学校，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该章程规定，城镇设议事会与董事会，乡设议事会与乡董。“城镇乡议事会议员，由本城镇乡选民互选认之议事会。”“议事会设议长一名，副议长一名，均由议员用无名单记法互选。”各乡还设“乡董一名，乡佐一名，以本乡选民，由该乡议事会选举，呈请该管地方官核准任用”。此外，该章程对于自治经费亦有详细的规定，在章程颁布后，许多州县据此划定了城、镇、乡自治区域。有学者统计，到1911年时，各省1 000多个县相继成立了城议事会、董事会。许多地方选举产生了镇、乡议事会、镇董事会和乡董、乡佐。
——摘编自王科《试论晚清以来乡村治理方式的新变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乡绅之治的特点及其主要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晚清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新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一 清代在报灾、勘灾、审户、发赈等方面已经有了一系列的要求和限制。对报灾，规定“凡地方有灾者，必速以闻”，逾期处罚。对勘灾，要求勘灾时间与报灾同时进行，灾重之处，要求督抚亲往查勘。……清代每年都有部分地区实行蠲赈，赈务用人多，查勘量大，但清廷组织周密，各项程序均有定例，且要求官吏遵行快办。清代的救灾政策，多载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则例》中，或通过上谕“永著为例”，具有一定的法令法规效力。不仅如此，清廷还把办赈的好坏作为评估官员政绩的依据。此外，当政者还认为灾害是人事的预兆，封建君臣只有不违天命，从修身做起才能达到消灾的目的。
——摘编自岑大利《清代的救灾政策述论》
材料二 1947年至1948年，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灾荒。陕甘宁边区政府结合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粮食，救济灾民。边区政府还组织与发挥群众力量进行生产、团结互助，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还组织群众进行纺织、运输、熬硝等生产。还从陇东及山西晋西北等地调运大批粮食救济灾民。同时，边区政府组织重灾区灾民迁移到延安、甘泉、志丹一带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党政机关和部队还厉行节约，支援灾民。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到1949年初，边区绝大多数地方渡过了灾荒，恢复了生产，为西北地区的解放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摘编自赵朝峰《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救灾工作述评》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灾荒频发。党和政府一方面通过剿匪、反霸、土改运动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垮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战胜灾荒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从西南大区到地区再到县到乡村都建立起专门的生产救灾机构，领导广大农民生产以及战胜灾荒。还通过召开各级各类会议及各级报纸来宣传党和政府新的生产救灾的方针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南地区的农民掀起了自救的热潮。
——摘编自贺家明《建国初期西南地区生产救灾研究综述（1950—1956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救灾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救灾措施，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救灾取得成效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建国初期西南地区开展救灾活动的意义。
材料一 我国古代历次教育变革（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兴起而外）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都以国家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这样，实际上古代每一次教育变革都是一次政治变革。古代教育变革的“化民成俗”、“以法为教”、“独尊儒术”、“一宗朱子之学”等思想都强调教育的社会教化功能，注重对受教育者的道德伦理进行培养。这就导致过分夸大了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力，对教育促进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关注较少。也正因知此，才有了焚毁书籍、修订图书和“文字狱”等有碍教育及社会正常发展的事件发生。古代教育变革主要在管理体制、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学制等方面做文章，而对教师的选拔和培养却关注不多，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的发展。
——摘编自刘瑛《中国古代教育变革大事、特点及启示》
材料二 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英国人口快速增加，人口基数变大了。而这时的英国基础教育仍是沿袭工业革命前的教育体系，主要包括宗教团体兴办的慈善学校和私立的文法学校。1743年，约克大主教指出他管辖的教区有四成没有学校。牛津主教的辖区则有70%没有学校。根据哈蒙德的研究结论，有人认为：新的专业化方法甚至不能为工人空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在这个体系中，教育更是没有地位。一直到1833年，教育才得到了来自公共资金的带助。
——摘编自霍振宇《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墓础教育水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教育变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基础教育落后的原因。
材料 从中华文明的特性来看，中华文明虽然源头各异，但都起源于农耕文明。由于对待的生产对象很快从动物转向了植物，所以中华文明从骨子里少了一丝血腥，多了一份宽容，很少有文明霸权意识和侵略特性,中华文明无论是儒、道、释都不专横，都以宽容为特性，提倡“和而不同”。即使在把道家奉为正统，以老子为虚拟祖先的唐朝，儒家和佛教的发展也是迅速的。在中国现实中，往往一座山上既有道观，又有寺庙，还有孔庙，而且个个香火旺盛，无不干扰，而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许多文物经常具有两种甚至三种文化的特征:正是中华文明这种宽容的特性，使得它在对待外来文明时不会极度排斥，而是可以慢慢接受，与之共同相处。
——摘编自《中华文明的特点和原因小论》
提取材料中的信息，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释。(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材料一 在中世纪后期，欧洲逐渐形成了四个精英阶层：国王、贵族、教廷和后起的城市中产阶级。四个精英阶层为各自的利益长期斗争，使欧洲既回不到罗马时代的统一，又达不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平衡，逐渐发展出一些弱专制的地域性国家。在斗争中，宗教势力在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以及理性意识形态的冲击下逐渐下降，欧洲的国家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贵族阶层部分转化为国家官僚和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城市中产阶级一起，共同为欧洲殖民打开了空间，促进了商业和工业技术的发展，也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提供了条件。
——摘编自赵鼎新《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精英阶层逐渐结晶为两个主要群体，那就是皇族和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士绅官僚集团，而其中的大部分是由科举出身。即使是那些未进入政府的儒士，也和进入政府者一样，都在预备考试的岁月中培养起了一种儒家意识形态。他们忠君爱国，讲和谐重仁爱，政权和儒家精英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共生关系。这在欧洲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很多欧洲贵族精英，拥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权力基地。
——摘编自王国斌《转变的中国》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精英阶层对近代欧洲社会发展的作用。概括古代中国精英阶层与中世纪欧洲精英阶层的相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精英阶层与中世纪欧洲精英阶层的不同之处及其原因。
材料一 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用兵。而且不仅俄国想侵占西北，英国同样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否则中国将面临更加紧迫的局面。
——摘编自雷颐《细说晚清七十年》
材料二 一八七八年，唐廷枢开办开平煤矿时，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建议修筑开平至北塘的铁路，由于李鸿章的支持而获批准。旋因守旧派的反对，清政府又收回成命。唐廷枢被迫改为开挖运河，由于开挖运河失败，再获批准。一八八一年六月，在英人金达指导下，铁路终于通车。
但守旧派又群起攻击，清政府进以“震动皇陵”、“伤害庄稼’为由下令查禁，经李鸿章多方努力，铁路才得以保留。修一条九公里长的铁路，竟然几起几落，中国铁路产生之艰难，实难想象。
——摘编自李开第《论中国近代铁路建设的几个问题》
材料三 2019年中国高铁总里程突破3万公里，是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运营最繁忙的国家。中国高铁行业的技术创新，带动了关联产业的发展，提升了中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优化了出口贸易结构。中国高铁“走出去”，使中国进入“新陆权”时代，由此必然带来世界海权与陆权格局的变迁，从而产生巨大的地缘政治效应，同时还推动了沿线国家在核心价值同一性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形成彼此尊重、交融、互相学习的“朋友圈”与“文化圈’。
——摘编自徐飞《中国高铁的全球战略价值》
（1）根据材料一，概括李鸿章主张修建铁路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铁路修建艰难的原因。
（3）综合以上材料，简析中国高铁迅速发展的意义。
公共卫生与国家之盛衰有莫大关系。盖国家盛衰，以人民之强盛为衡，而人民是否强健，则以公共卫生为准。
19世纪中后期，美国迎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高潮。过快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居民将粪秽等生活垃圾直接倾入河中，固体废弃物的增加使街道的卫生状况急剧恶化。各种生活生产污染为病原体营造出绝佳的寄存场所，为传染病大规模暴发埋下隐患。自由放任主义影响下的政府在很长-段时间对各种城市问题持漠视态度，致使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陷入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困扰中，城市中滞后的卫生防疫措施导致死亡率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强烈地意识到卫生防疫的重要性，各城市兴起了以公共卫生机构建设、环境治理和疫病防治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公共卫生改革运动。
——据【美】洛瑞.克莱门《美国公共卫生》等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都市发展进程加快，使都市公共卫生面临严重挑战。租界行政当局基于安全与健康的需要1898年成立了正式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启动了近代.上海的公共卫生事业。面对租界卫生示范的刺激，华界政府在卫生领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各种社团组织为维护民族大义、或基于共同利益，不仅参与政府组织的卫生建设之中，而且独立开展了公共卫生宣传工作、社团举行的清洁运动、劝止吐痰运动、健康比赛等。加强了市民的疾病预防意识、健康意识、卫生意识与公共意识，促进了都市社会的凝聚和整合。政府和社会力量对公共卫生设施的共同投入，推动了上海市政的建设和都市文明的进程。
——摘编自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一1949》》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10余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城市公共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广大人民的健康和卫生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曾经在旧社会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鼠疫、天花，黑热病、回归热、斑疹伤寒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长的时间内，就陆续被消灭或基本消灭。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的健康安全，保障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据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等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19世纪中后期美国公共卫生困境的具体表现，并简析其产生的背景。
（2）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上海为例，指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发展的特点，并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建国初期公共卫生建设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