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以来，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门阀士族垄断了清要仕途，九品中正制成为门阀士族维护其政治特权的工具。南北朝时，庶族地主勃兴，门阀士族在各种打击下日趋衰落。隋朝建立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地主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庶族地主的势力更为加强。庶族地主尤其是中小地主为了维护和扩大其经济利益，迫切需要废除九品中正制，打破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代之以一种新的选官制度，以便通过较为公平的竞争，进入仕途，跻身统治者的行列。

——摘编自张希清《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

材料二   中国古代社会在经历了“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选拔国家官吏的尝试之后，发现仍不能很好地解决围绕官本位争夺权力这一政治中轴展开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冲突。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比世袭制更进一步，但会加剧地方士族势力的膨胀，加上其他政治和社会原因，最终引发了汉末三国鼎立的百年大乱和魏晋南北朝的大乱。但自隋唐之后，中国人把科举考试推上解决政治和社会冲突的舞台后，使得围绕官本位展开的政治和社会冲突走向了有序、规范并可以调控的道路。此后，中国约1300年的政治冲突转变为一种在公正、公开、公平旗帜下展开的考试竞争冲突。

——摘编自张宝昆《科举制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学研究》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产量，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浙江湖州，每亩桑田出售桑叶可获利5两白银，比种植水稻要高出一到两倍。当地部分养蚕人自己不种桑树，依靠购买桑叶养蚕。嘉定县因种植棉花，“不产米，仰食四方”。当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一   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解政治的见解。……但他对（当时）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微不足道的……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开来。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同义）也。”“夫仁谊（同义）礼知（同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教化为大务”；“正法度之宜”。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

——南宋孝宗《佛祖统纪》卷48

材料四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朱子文集》卷七

材料五   在物质生活富足的前提下，那些经济上有实力的商家要求政治上的地位，于是出现了精神上的反叛。……李贽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下，他的思想也有了初步的“民主意识”，从而为他的“民本意识”突破儒家“民本思想”提供了社会基础。从李贽生存的地理环境来看，当时李贽生活在比较繁华的贸易港口泉州，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和观念通过这一窗口传播进来。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影响下，李贽的思想更具反叛精神，富有战斗性。

——肖国华《李贽的儒家情结》

材料一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弒相仍，祸乱不已。……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   官僚政治运转正常时，官员“更新率”一般是较高的，经常有父为高官而子为匹夫，或朝为高官而暮为匹夫的情况，从而对贵族化趋势构成抑制。但另一方面，“世卿世禄”在汉代还不是太遥远的记忆，官僚显贵世代传承权势的要求显得“合情合理”，君主应予保障以换取其效忠，并为之提供了“任子”一类特权性起家途径。由此，“世家”、“官族”在一度中衰之后，便在新政权中开始了新一轮的缓慢积累。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的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

一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进程》

材料二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材料一   清初海禁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也成为当时经济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 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二月，三藩中平南王尚之信降，粤东底定。康熙二十二年六 月，清廷统一台湾。浙、间、粤等省地方大吏及派往沿海展界之官员俱主张开海贸易。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康熙帝以有益“闽粤边海民生”为念而降旨重开海外贸易。翌年， 设立江（上海）、浙（宁波）、闽（漳州）、粤（广州）四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关闭三关，仅留广州一关通商。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二   种种迹象表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康熙这样的明君，对于当时世界的大势，对于发展外贸与正在崛起的西方各国展开商业竞争，是缺乏足够认识的，传统的内陆文明与小农思想指导下的对外政策，进取不足而保守有余，处处以防范为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天朝大国乃世界之中心自居，视外国为蛮夷，居高临下地加以提防。

——樊树志《国史概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