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唐太宗开始，唐代就遵循着“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唐代外国人的来华与留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来唐朝贺、奏事、进贡等使臣；入质或入充侍卫的外国蕃王子弟、酋长；慕中华之风而归附或流寓中土者；来唐传教的僧侣；来唐贸易的商胡。外国使臣由鸿胪寺接待，来唐传教士由礼部和鸿胪寺管理，市舶司和互市监负责管理来华外商。唐朝对寓居或定居中国的外国人不排斥，不歧视，他们几乎享有同唐人一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外国人可以在唐朝参加科举、做官为将、殖产、娶妻妾，政府也保证外商的经济权益不受侵犯。

——摘编自田廷柱《唐代外国人来华与留居述略》

材料二   晚清时期，随着中外条约关系的发展及列强在华条约特权的不断扩大，愈来愈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游历、传教、经商等活动。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及外国在华条约特权的扩大，各国商民旅居中国各口岸者其数日增。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各国商民共计9755人，及至1902年，各国旅华人数已达19119人。为了规避和减少因游历而产生的纠纷和交涉，清政府要求入境游历者“必须请领护照为之限制”“无照者不准前往也，发照之权，专属之领事官，签照之权，专属之地方官”。无护照之外国人不得到中国内地游历。1880年，在中德《续修条约》中，中国政府首次以条约的形式取得了对无照洋人的经济制裁权，这对那些无照擅闯中国内地的洋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除此之外，清政府还依据相关约章和国际法对外交涉。其实施效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却促使近代中国以愈益主动、开放的姿态向国际社会靠拢。

——摘编自付超《晚清对赴华内地游历外人的管理述论》

材料一   唐代与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以陆路交通为主，但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也发展迅速。唐朝政府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海外商船到达广州后，就有管理港口的人来把船货搬进货栈，代为保管6个月直至本季风期最后一艘商船进港为止。他们从船货中抽取30%作为进口税，余下的交还物主。货物如为唐朝皇帝所购买，则按最高市价给价，且立刻开发现钱。对来华贸易的外商，如有犯法，在同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依本国法律论处；在异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新罗人或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则依中国法律论处。在广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朝政府也准许他们自治、按伊斯兰教的法律行事。

——摘编自李金明《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

材料二   自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创设榷易署以来，政府第一年即收入三十万缗，不久更增加到五十万缗。绍兴末年，广州、泉州市舶司由“抽买”所得利益每年达二百万缗。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云：“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

——摘编自何崇恩《宋代外贸小议》

材料一   中国古代南朝人文献中关于端午节的记述摘编如下：

《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曰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续齐谐记》中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荆楚岁时记》曰：“（五月五日）是日，竞渡。”“竞渡”之俗即“俗以五日为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屈原以夏至赴湘流，百姓竟以食祭之。常苦为蛟龙所窃，以五色丝合楝叶缚之。”“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攘毒气。”“端午以菖蒲生山涧中一寸九节者，或镂或屑，泛酒以辟瘟气。”

材料二   东亚的日本端午民俗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611年编撰的《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九年（公元611年）五月五日在菟田野（现奈良县宇陀市榛原区足立）举行‘药猎’，拂晓参加者集合在藤原池附近，天亮出发。”

7世纪末，东亚的新罗初步统一了朝鲜半岛，模仿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新罗的佛教、姓氏习惯和节日习俗深受中国影响。东亚地区文化在律令、历法、建筑、绘画、音乐、饮食、服饰等方面，也深受唐朝文化影响，东亚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