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年间，仅黄河中下游地区就发生决口事件达89次之多，受灾范围涉及今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等省。为此，北宋政府高度重视黄河治理工作，曾屡次号召朝野人士进行讨论研究，群臣和皇帝本人都曾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治理建议和方案并付诸实践，如“诏河北转运司计塞河之备”；就地取材，利用各种薪柴竹石为骨架，然后加上黄土进行填塞混合做成河堤以提高河堤的稳固性；“藉林木固护堤岸，广行种植，以壮地势”；使用带有机械力量的地龙爪和浚川杷；利用完备的考课和奖惩机制，迫使官员认真对待治河问题等。
——摘编自戴庞海、陈峰《北宋政府治理黄河的主要措施》
材料二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决口，导致山东、直隶、河南三省相继受灾。堵筑决口所需甚巨，“多者千余万，少亦数百万”，清政府治河经费有限，加之部分官员贪污腐败，故“着直隶、河南、山东各督抚饬令地方官吏疏浚积潦，剀切晓谕绅民等量力捐资”。此举拉开了晚清新河道由地方治理之序幕……地方官绅积极治河，自行筹措治水经费等。
——摘编自贾国静、王凤青《选择的无奈：晚清黄河治理地方化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宋治理黄河水患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黄河治理地方化的原因。
材料 经过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宋太祖不愿再见军队夺取政权的威胁。宋代的政治权力，即倚仗儒生士大夫所撑持的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
宋代科举取士，儒生基本上是经由竞争，以经典知识与文字表达能力，进入文官系统。宋代名臣，如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两宋（宋郊、宋祁）、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都没有显赫家世，凭着文采与知识，在士大夫中脱颖而出。
宋代优遇士大夫，胜于前后列朝。据说，宋太祖留下祖训，不得诛戳士大夫。核对历史，宋代党争虽烈，失势的官员至多降职贬逐，却没有杀身之祸，甚至身陷罗网也属罕见。
宋代知识阶层的地位提高，未必只是由于政权对文人儒生的尊崇，其实还在于这一阶层人口众多，形成相当广大的社会基础。……大概由于教育较为普及、知识传布较为方便之故。宋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也较过去更为重要。读书人往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小区拥有发言权，受乡里尊重。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宋代知识分子地位提高的表现，非简要分析其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说明宋代知识分子地位提高的主要原因。
| A．重史传统约束君主行为 | B．宋代史官记载全部真实 |
| C．史官与君主有矛盾 | D．宋代史官政府地位高 |
材料一：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具有很大局限性，如实行兵将分离的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病，虽然北宋政府后来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侵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总之，北宋实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定时期起到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后来便逐渐走向反面。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行省即行中书省的简称。……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行省，成为地方的最高统治机关，行省于地方事务，无所不统。与宋地方长官行政、军事、财政三权分掌的体制相比，元的行省拥有的权力要大得多 (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行省制的设置，是由当时境土辽阔、交通不便，以及蒙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地原来深刻的矛盾没有缓和，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的形势需要所决定的。
——摘编自周良霄、顾菊英著《元史》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2)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的主要影响。
(3)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元朝巩固统治的措施及原因。
材料一:宋代行政区划与唐无大差异，而行政组织与运用则大有不同。盖宋室君臣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权重，故对于地方行政采取绝对控制政策。其方法：最高级地方行政区划之路，不置元首性之长官，而以帅、漕、宪、仓诸司，分掌众务，不相统属，互相牵制不能自专。上自诸路使司，下至县知事，皆以中央文官权充，以便中央直接控制。犹惧知事官权太专，又置通判，以资牵制与监视。
———摘编自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材料二:宋太祖鉴于“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造成以黄巢为代表的落第进士起兵反叛的历史教训，对前朝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首先是取士不讲门第，凡是粗具文墨的士人，不问贫富和出身，皆可应举。其次是废除“公荐”，以剥夺大地主、大官僚攫取科名的特权。还严密科举条制，考官实行锁宿和回避制，试卷实行封弥和誊录制，士人在科举中的黜落与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摘编自何忠礼《略论北宋前期的制度创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科举制的特点，并分析宋代科举制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驿传（指邮驿）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
材料二 所谓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二史直前、群臣召归、百官转对轮对、监司帅守见辞、三馆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匦、太学生伏阙、外臣附驿、京局发马递铺，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
——南宋·魏了翁《应诏封事》
材料三 从整体上着，宋代交通重心先是东移，继而南移，并形成以京城为中心、连接边防重地的物资运输网络，以及偏重海上的对外交通形势，是国际政治格局与宋朝内部诸因素联动的结果。其中，受募兵制及军事驻防形势制约的财政需求，又导致征商（商税）规模的扩大，从而促进内外商业交通的发展，而这一需求，又正与欧亚国际局势，特别是十字军东征事件相因应，使宋朝出现空前的海上交通与贸易发达的局面。与此同时，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又导致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信息沟通需求和信息增量。
——曹家齐《宋代的交通形努与制度》
(1)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宋朝皇帝所掌握信息渠道的特点，并说明其发挥的作用。
(2)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信息传递取得进步的原因。
材料一 从西周时起，“中国”就是中华各族先民心中的权力中心，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地，是王朝国家的代名词，是祖国的承载体。理解了“中国”如此深邃的政治含义，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一词虽然没有成为某一民族或某一政权所独有的专有名词，但是各民族都可以自称“中国”，所以才会有宋人的“中国”、契丹的“中国”、西夏的“中国”和金人的“中国”等各个民族的“中国；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越是强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多。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
----李克建《清朝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的内涵展开分析》
材料二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教授有一个提法，汉、唐的大帝国是转瞬即逝的，元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包括汉、唐在内，本质上属于“小中国”。到了元朝，加上此前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影响，中国才变成了“大中国”。就是说，在元朝以前“小中国”是常态，元朝之后“大中国”变成了常态。
----选自张帆《元朝开启了“大中国”时代》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分析说明“中国”内涵形成的原因。
(2)结合所学，说明元朝“大中国”时代形成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 宋朝的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宋朝的枢密院与秦汉的太尉府较为相似，也有两点差别。“（宋）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牵制”，枢密院的设置和保留，使兵部“名存实亡”。苏轼在宋哲宗时任兵部尚书，上谢表说：“武选隶于天宫（吏部），兵政总于枢辅，故司马之职，独省文书。”秦汉太尉大致由武夫充当，可在宋朝的文官看来，“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宋朝固然也有少数武将任枢密院长官的事例。如狄青“出兵伍为执政”，引起一场风波，文臣的反对理由是“不守祖宗之成规，而自比五季衰乱之政”。按照制度，枢密院“大事则奏禀，其付授者用宣；小事则拟进，其付授者用札”。武臣任枢密院长官，既免向皇帝进呈，又不得在宣札上画押，便成仅“依执政恩例”，而“不与院事”的虚衔。
——摘编自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
(1)根据材料，概括宋朝枢密院与秦汉太尉府的不同点。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点宋朝枢密院与秦汉太尉府的不同点，并说明原因。
材料一 唐末五季，士大夫有言曰：“贵不如贱，富不如贫，智不如愚，仕不如闲。”
——（北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八
(1)结束材料一中时代现象的君王是（单选）（ ）
| A．隋炀帝 | B．唐太宗 | C．宋太祖 | D．明成祖 |
材料二 陈尧咨（970—1034）善射，百发百中，世以为神，常自号“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冯夫人问：“汝典郡有何异政？”尧咨云：“荆南当要冲，日有宴集，尧咨每以弓矢为乐，坐客罔不叹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杖之，碎其金鱼（装饰品）。
——（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
(3)从陈尧咨母亲的言行中可以透视出什么价值观念？
材料三 澶渊之役时，寇准率军北上，文官冯拯竟然当众责骂大将高琼。高琼忍无可忍，回敬冯拯：“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诗咏退敌骑耶？”
——摘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
(4)依据材料三，冯拯当时供职的“两府”可能有（单选）（ ）
| A．枢密院 | B．都察院 | C．理藩院 | D．宣政院 |
材料一 宋朝的发展轨迹上，承载着晚唐五代以来太过沉重的历史教训。“祖宗之法”立意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以制度的平缓调适来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方针，有效杜绝了内部的重大变局，使得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通过兵变或所谓“禅让”等方式篡取中央政权而成功者，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防范纤悉的小心与牵制，一方面使这一朝代政治上步履蹒跚，因而难免“因循”之讥；另一方面，却也出于对“防弊”的重视，使其制度建设颇为细密，且调整更革不断，渗透出务实与创新的精神。
——摘编自邓小南《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政治变革》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祖制”特指“先皇制度”。具体而言，“祖制”是本朝开国皇帝以及先代皇帝构建的关于国家治理根本制度的规范体系，其内容涉及：国家权力分配与制衡、朝廷运行机制、重大事件决策、重要职官任免、朝贡外交以及对于特定群体的规制、对于特殊事件的处理等等。祖制的名称，各朝不一，有称“祖制”“祖训”“圣政”“圣训”也有称“本朝家法”“祖宗故事”“祖宗之法”等。历代的皇帝都十分重视祖制，将祖制作为一种原则，一种政治惯例，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与社会控制方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朱勇《“祖制”的法律解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制度建设颇为细密”的表现并分析这些措施的历史作用。(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统治者用“祖制”治理国家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