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书院的院长一般是由在职、赋闲官员任职或地方官聘任。书院主要是理学家继承、传递和创造学术思想的场所。为此，书院的课程设置以四书五经和历史学为主。书院往往是由家族或当地名门望族捐资兴建的，但这些资助是有限的。书院的学生都是经过精心挑选，或者名门望族之后，或者官员举荐。学生毕业后多走入官场，成为统治者的有力助手。

欧洲中世纪大学从形成之初就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大部分都是教师与学生的联合体。欧洲大学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学费制度，来满足大学正常运行的需求。课程设置虽然也有偏向道德说教的宗教学科，但更多的是法学、医学等实用性极强的学科。学生只要交学费就能进入大学学习，毕业以后也是根据自己所学专业以及兴趣爱好决定去向。

——摘编自李雯《试比较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

材料二   13-14世纪的欧洲大学不断发展壮大，被赋予的特权范围也越来越广，有些学生甚至滥用特权做出违法乱纪的行为，大学与城市也因此不断发生冲突。随着中世纪欧洲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投身城市发展，而大学培养了大量各类人才，如医生、律师、文员等。作为相对民主公平的教育机构，大学也为市民开辟了跻身上流社会的通道。此外，随着规模的扩大，大学也为城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带动了与大学相关产业的发展。城市逐渐对大学持欢迎的态度，不仅厚待本地大学并设法留住师生，还热情邀请其他国家、城市的师生来到自己的城市。

——摘编自杨志卿《欧洲中世纪城市与大学关系研究》

材料一   两宋时期，由于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战争的需要，火药和火器制造成为军事手工业的重要部门。北宋时期的火药以纸等包裹，含硝量、含碳量都比较低，呈膏状，且没有引信，大体上只是一种纵火性、燃烧性兵器。南宋以后，增加了火药中的硝、碳含量，火药从膏状变成固态，同时使用了引信和铁质火药罐，以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的效果，从而使火药由燃烧型转变为爆炸型。北宋时期的火器主要有弓、弩火药箭等，北宋末年，在抗金战争中发明了霹雳炮、震天雷等杀伤力较大的火炮。南宋时火器技术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喷气式火箭和管形火器。

——摘编自游彪著《宋史》

材料二   嘉靖年间，明军缴获了葡萄牙的“佛郎机炮”，此炮有母铳子铳结构，装弹室较大，管壁厚，并装有瞄准器和炮耳。明廷仿制并投入批量生产，装备军队，主要用于北方的墩台城堡，防御蒙古游牧民族南侵。此后几十年，中国初步吸收了欧式火器的优点，融合中国传统火器制造的特点，陆续制出各种作战样式的佛郎机火炮和单兵枪。1618年努尔哈赤在关外兴兵直取抚顺，明军失败，大炮尽丧敌手，明廷受到震撼，此后，通过澳门聘请欧洲铸炮匠师并携来先进的仪器、仪表和生产设备，直接参与火炮铸造，移植造炮技术。崇祯帝即位后用徐光启监制大炮，两个月造出了200门新炮。清兵（1636年前尚称后金）五六万人于1626年在宁远城下曾遭袁崇焕“红夷大炮”轰击，蒙受重创，损兵1.7万。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汉唐时期，有记载的研究《论语》专著约百部。而两宋时期有250余部。《论语》是北宋文人必读经典之一。深受重视。他们虔心研治儒学，成就了北宋《论语》注疏的辉煌局面。两宋对于《论语》的注解。不再局限于此前的章句、训诂、名物等。而   开始注重对其义理的阐发与分析。都体现出诠释义理的深度。代表作有程颐《论语解》、朱熹《论语集注》及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等。《论语》学的发展蔚为壮观。

——摘编自刘亚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流传研究》

材料二   4世纪后期。《论语》传入日本。7世纪。日本最早的宪法中多条目直接出自 于《论语》。大化改新时的教育机构中《论语》被定为必修书目。《万叶集》《源氏物语》 等作品均引用了《论语》的话语。9世纪。祭拜孔子与孔庙合法化，宫廷首开“论语讲   筵”。18世纪，朱子学在日本取得官学独尊地位。政府和民间初等教育都以《论语》为教   材。近代日本企业家利用儒家伦理。为其追求利润找到合理的理论依据。从17世纪开始   《论语》等中国儒家经典传入欧洲。中国儒家不依靠宗教力量、以伦理道德支撑社会发展   的思想体系，成为欧洲思想家们学习的对象。其中伏尔泰尤其引人瞩目，他认为中国“在   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对《论语》译介 与研究兴盛，译本越来越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论语》也在当时成为世界第二大畅销出版物。

——摘编自馆冈邦雄《<论语>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7 . 湖南省宁乡市杨家湾古墓碑中，曾出土过一座北宋夫妻合养墓，两个并列的高窟中间留一个洞(如下图)，称之为“过仙桥”，意为夫妻“生别去，死网穴”，两个人死后的灵魂可以通过它聊天对话，这反映了（     ）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