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赞扬中国君主的道德，他在转述雍正皇帝关于各地处理重罪案件，必须呈送皇帝御览，否则不得对人犯处以极刑的谕令时，发表了如下议论：“颁布这一敕令的理由有二。其一为：不得视人命如草芥。 其二为：君王对百姓须爱民如子。”伏尔泰对处于中国统治阶层的儒学文人也充满敬仰之情，“跟他们一道在北京生活，浸润在他们的文雅风尚和温和法律的气氛中，却比在果阿宗教裁判所陷身囹圄，最后穿着涂满硫磺、画着魔鬼的罪衣出狱，丧命在火刑架上，更妙得多”。对中国文明的高度赞美和对中国开明君主社会的向往使伏尔泰将中国奉为理性社会的圭臬。他系统地阐述中国的历史、法律、宗教、道德、科学、哲学和风俗等问题，竭力推广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他指出“由于它（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以侧击路易十四崇尚的专制和不明白什么是宽大、容忍的缺点。孟德斯鸠认真研究朱子学中的世界观、宇宙生成论及政治理论。在中国理学家所推崇的理性观中，孟德斯鸠看到的不是传教士所抨击的无神论，而是宋儒的法治的政治主张。他“从朱熹的‘法者，天下之理’和‘礼法，应与时宜之’思想中得到启示”，在传世之作《论法的精神》的第一章，就开篇明义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人也有自己的法。”……孟德斯鸠也从中国文化中获得创建其“三权分立”政治理论的思想灵感。他指出正因为没有“法”的精神，中国“在开国初的那三四个君主以后，继任的君主就成为腐化、奢侈、怠惰、淫逸的俘虏”；“人们曾经想让法律与专制主义并行，可是任何事情一旦与专制主义联系起来，就丧失了自身的力量。”

——摘编自郭丽娜、康波：《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中的中国思想文化因素》

材料一       康熙四十七年，清廷组织大量人力和物力，对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测绘活动，即使道路不畅的西藏地区也派专员前往，历十年之久制成了《康熙皇與全览图》。此次测绘聘请传教士参与，天文观测法结合三角测量，以北京本初子午线为零度线，使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尺为1：40万经纬网制图。这不仅是中国，亦是世界上第一次运用近代制图学方法进行的全国性测量，规模之大、测量之精确令西方国家叹服。

——摘编自牛汝辰《地图测绘与中国驻域变迁》

材料二   近代中国绘制地图（部分）

——摘编自陈潮《中国近现代地图出版概况》等

材料一   康熙帝说：“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乾隆帝说：“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随着沙俄等对中国边疆的觊觎，清代不仅通过设置东北三将军、伊犁将军等在陆路屯重兵于边疆，在海疆亦设立全面的防御体系，定期巡边。边疆将军管理所辖区的边防、屯田、贸易和征税诸事务。清廷还对边疆各族采取盟旗、伯克和土司等管理制度，“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强调其地方行政由本民族人士负责，并长期严禁其他民族人口流入边疆。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陲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摘编自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