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代实行保甲是要把高度分散聚居的乡村社会成员纳于政权的直接监控之下，并利用这种制度平衡或制约绅士。因此，地方保甲事务严格限制绅士的参与。但是19世纪50年代兴起的太平军起义却给士绅提供了参政的契机。面对狂飙突进的农民军，清廷不得不“诏令各省兴办团练，以缙绅主之”。以办理团练为起，点，士绅开始以团总、团正的身份掌管变通后的保甲。自此，士绅开始作为一种地方政治势力对中夹政权发生影响。

——摘编自高海燕《地方主义·军事主义一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探源》

材料二   面对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内忧外患，清政府兵不能战，财无所调，不得不允许地方练兵筹饷，使军权、财权下移，造成“兵为将有，饷由帅筹”的局面，行政人事权也随之下移，中夹集权受到严重削弱。清末新政中，地方士绅以咨议局为中心聚集和组织起来，主张地方分权，从而使地方主义势力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咨议局和督抚一起构成了侵蚀中央权力的地方权力系统，在反对清廷中央集权措施的对抗中，常常互为声援。

——摘编自邓正兵《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

材料   广东在中国，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抗战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从文化方面看，广东不但是新文化策源地，而且是旧文化的保留所。宋室南渡之后，北方人士之有气节与能力者，多向南迁移，因而我国固有文化重心也向南推进。这些固有文化在北方，因受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发生变化或逐渐湮没，而却存在于南方，而尤其是在广东者，实在不少……自中西海道沟通以后，西方文化不断输入，中国文化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宗教上、教育上……都受了重大影响，逐渐趋于新文化的途径……因为地理以及其他原因，粤人遂为这种新文化先锋队，广东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过去广东人曾利用这种新文化去推翻满清，去抵抗外侮，而今后，广东人愈要格外努力发展这种新文化，去抵抗外侮复兴民族……只要广东精神不死，不但广东前途乐观，就是中国前途也大有把握。

——摘编自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广东与中国》（1939年1月）

材料   胡林翼作为湘军重要将领，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名臣，时人都认为胡林翼的治行才望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李慈铭说胡林翼“老谋深识，烛照不遗，固中兴第一流人”，王闿运曰“中兴之业，实基自胡”，而沈卓然认为胡应位列同治中兴功首，指出“世徒知曾、左之贤，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盖胡公之学与才，实无逊于曾、左；而于政治、文章、经济、军事，固无所不学，无所不致其用也。更考其生平，不独坐镇武昌，坚守不摇，以扼形势之要；且于课厘馈饷，擘画尽善，遂使当时诸军无饥馁之扰，克奏中兴之业。由此而论，允推功首。即其察吏安民，兴利除弊诸政，亦皆大端，足为后世之法式”。

——摘编自刘忆江《胡林翼评传》

材料一   太平军所到之处“查庵观寺院田产充公”。1852年夏，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又联名向洪秀全上书，申明“宜广积粮，以充军备而裕国课”，并请准“照旧交粮纳税”。1853年下半年，《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湖北、江西、安徽一带的“富室”被太平天国勒令“计亩一石，或出谷一石、二石不等，分为无田者食”。1853年年底，石达开到达安徽，为“结民”，他让当地人充任“乡官征租赋”，“立榷关于大星桥各属支河曲港”。

——摘编自何希芝《太平天国的经济措施及政策》

材料二   1855年1月以后，天京恢复了家庭制度，“圣库制度”逐渐废弛，太平天国政府对独立的手工业者采取了听任自由经营的方针，允许私人自由贸易，并给予一定的救济扶持。1860年太平军占领苏州后，李秀全下令：“各门外百姓无本为业，亦计（借）给其资，发去铜钱十余万串。”1861年，太平军在濮院等地曾多次发布文告，“尔等子民勿必惊疑，通商贸易”“士农工商各安恒业”。

——摘编自段本洛《关于太平天国后期的商业政策问题》

材料一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此时，清政府户部库银仅29万两，连京官京兵的俸饷都无法发放。为了筹集军饷，清朝官员雷以諴在里下河设置机构收取厘金（商品过境税和商业税）。各省督抚纷纷效仿。按照当时的实际做法，各省督抚只需将收入和支出的数额按季报户部核查即可。至于如何征收和使用，大多由督抚自行决定。此后，各地厘卡林立，如湖北厘金卡局竟曾高达480多处。几里几十里即遇一卡局，商旅难行于路。

——摘编自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军费开支巨大，财政库银紧缩。为了发展国民经济，收回长期以来被各地军阀所把持的财政大权，南京国民政府接过了裁撤厘金的旗帜。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并成立了裁厘委员会。1930年12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发布全国通电，强调“任何困难皆不回避，一切皆可牺牲，裁厘必如期实行”。全国商会联合干事会也督促南京政府尽早裁厘。截至1931年终，原由各地方省份负责征收的厘金基本上裁撤成功。

——摘编自孙宁遥《利益集团与中国近代裁厘问题研究》

材料一   清前期实行奏销制度，规定地方每年都须将财政收支情况呈报户部，接受严格的审查。但咸丰时期（1851—1861年），广东军需用款仅1852年奏报过一次，面对户部严催，一直敷衍，其他省份也多如此。咸丰之前，清廷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1851年后其收入大减。但自1853年起，海关的征收额却直线上升，同年创办、由地方督抚掌握的商税——厘金也迅速推广。同治时（1862—1874年），收入均超过田赋。清前期财政支出的主体是兵饷、河工和官员的廉俸，咸、同时期，勇饷、兵饷、洋务经费和赔款则成为了主要开支。面对新形势，清廷的财政指导思想实际上从宣扬“永不加赋”“节财之流”转为肯定“量出为入”。

——据倪玉平《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打击投机资本，赢得了全国物价的趋向稳定。但由于财政存在赤字，人民币发行过多，因此物价随时还有再度发生波动的可能。1950年2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决定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管理，把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全国物资调动统一归中央贸易部掌握，现金调动统一于中国人民银行。3月，政务院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干部本着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做好这项工作。1950年一、二季度国家财政赤字曾占支出总数的43%和40%，三、四季度即下降到9.8%和6.4%，财政收支当年已接近平衡。

——据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

材料三   1949年7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原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部和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意从东北调回曾主持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的陈云，由其主持中财委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中财委在陈云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两项重大任务：一是平抑金融物价；二是统一全国财经工作。1950年，经中央同意，各大区、各省、直辖市书记均兼任各该区、省、市财经委员会主任，使得统一财经工作进展顺利。

——据薄一波《陈云的业绩与风范长存》

材料一   1902年，孙中山嘱咐刘成撰写《太平天国战史》，欲使“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俾读者识……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在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又说：“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在阐扬三民主义理论时，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失败教训又一次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太平天国“不懂外交”“不北伐”“读书人不赞成”“大家想做皇帝”，并深刻地指出：“太平天国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摘编自金实秋《孙中山和毛泽东论太平天国》

材料二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小就同情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重压下的广大农民。他指出太平天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太平天国革命的继续与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他说，太平天国的“天国理想”，是企图在落后的自然经济与个体生产的基础上实现财产公有、绝对平均的社会制度。毛泽东正是从对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研究中，深刻而正确的认识了中国国情，为中国革命制订了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

——摘编自经盛鸿《毛泽东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认识与评价》

材料一   1863年，苏州、常州克复后，曾国藩和李鸿章因"吴中漕赋，苏、松、太最重"，奏请减轻苏州等地的粮赋定额。1864年，曾国藩下令在各地设置“劝农局”，指出洋务与垦务互为表里，就“大乱之后”的国情看，“不能不以务农为第一要务”，他强调“如地方官玩视农政，仰即密禀本部堂，以便惩一儆百”。号令发出后，流亡之户闻风归耕者络绎而来。之后，各荒废省区便先后拟定垦荒章程，如安徽巡抚唐训方上任后就颁布《安徽省兴办屯垦告示》。

——摘编自王继平《曾国藩研究》

材料二   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规定公有荒地垦竣后，垦民将无偿获得土地所有权。由此，江西难民移垦运动迅速开展。到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取消了垦民土地所有权，仅规定有土地耕作权。江西除了由省垦务处主办的61个省营垦场外，农林部垦务总局还在江西安福设立国营垦区1处，辖9个垦场。此外，江西还成立民营垦场125个。随着垦民的增多，地方政府为了能对垦民抽丁派款，将垦民编入了地方保甲系统，各地垦民纷纷迁徙而来。许多垦场管理员，挪用垦殖资金，与垦民关系紧张，省垦殖处对此处置不力，违法乱纪现象蔓延。到1945年，江西省垦务处所辖垦场仅剩垦民1万余人，到1946年，减至5000余人。

——摘编自高凯等《中国灾害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