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来，即意识到司法体制变革的基础与改革农奴制的基础类似，不仅有合理的根源和“历史必要性”，而且合乎人道主义。在其推动下1857年到1861年开始了司法改革的准备工作。1862年，司法官谢·扎鲁德尼领导许多有知识和才能的法律学家参照欧洲的法律体系制定出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的改革方案，并向司法机关、大学及国外法学家征求意见。1864年11月由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并颁布了《司法条例》《法院侦查员条例》《民事诉讼条例》等法律，并逐步开始根据这些法律文件对俄国司法体制进行改革。改革使司法和行政相对分离，法院独立于行政机构，公民获得了“参政权、自由权和协政权”。当然，这些权利是有限的，司法改革不能允许政治权利和其他“参与到权力中”，但这是潜在承认未来政治权利的决定性一步，不过“自由权和协政权”可以通过新法院来具体充分地保障。

——摘编自王海军《西方法治在近代俄国的境遇—以1864年司法改革的法治目标为考查对象》

材料   明治维新的前十年是急行军式的改革，给财政造成了巨大的亏空。面对物价鼠升，社会动荡的局面，1880年11月，明治政府公布《工厂处理概则》，以此为标志开始调整产业政策。1884年，明治政府在出售价格、付款方式，经营自主性等方面放宽条件，以相当政府创业投资额1／3-1／5的低廉价格，将20余家政府创办的工厂处理给三井、古河、三菱大仓等政商。至此，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形成分工合作体制。获得巨大利益的政商迅速推动商业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并支持政府对内压制民权运动，对外向朝鲜半岛进行扩张。在产业调整政策推动下，19世纪80年代初期，以轻工业为中心的产业革命在日本开始涌动。

——摘编自王新生主编（日本通史）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17世纪中期—19世纪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一些一般特点：

①都是资产阶级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

②广大的人民群众是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而且他们在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革命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对革命发展的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

③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而广大人民只是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推动者，所以革命的结局都是以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局而告终的，这一个事实本身正是表明，一切革命的主要问题，是领导权的问题。

——摘编自吕朝欣《试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