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的时候，几乎任何一个新教教派的出现，都要依靠刀剑来求生存，都要通过一番血与火的洗礼。不同的教派之间经常出现兵戎相见的情况，互相之间视同仇敌，不共戴天。这种不宽容的现象尤其存在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在各类新教派之间，同样也是相互指责，甚至诉诸武力。 因此，宗教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各教派之间的偏见和仇恨，彼此都缺乏宽容精神，从而导致了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到了16世纪的后半叶，欧洲已经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德意志北部的诸侯和北欧诸国基本上都改信了路德教，英国确立了安立甘宗的国教地位，瑞士、荷兰等地成为加尔文教的天下，法国西南部地区的封建贵族们也信奉了加尔文教。

——摘编自赵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材料二   1648年战争的双方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对宗教问题的规定是，以1555年的协定为基础确定教派的法定状况和占有条件；皇帝和帝国被取消充当宗教事务的仲裁当局；重申了“教随国定”的原则；等等。和约的规定把教派运动固定在已经达到的状况，反映了缔约者尽可能把宗教争执从政治事务中排除出去的努力。17世纪40年代后，宗教宽容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大多数人已经厌倦了宗教之间无休止的辩论和战争，科技发展和经济利益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宗教观念淡化；更多的宗教派别由宗教迫害转向宗教宽容，如英国清教和安立甘宗的和解。

——摘编自刘晓飞《浅析16—17世纪宗教宽容在西欧的发展》

材料三   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将理性宗教的思想进一步推向深入。他们将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实现人类生活幸福作为宗教信仰的终极目标，而宗教理性即是推动信徒的思想和行为符合上述目标，自觉摒除宗教蒙昧、狂热、专制等阻碍人类进步的因素。

——摘编自孙浩然《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