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国家产生之际，由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家长制家庭没有像雅典那样分化为个体家庭，氏族部落内部虽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但是阶级分化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动因主要不是由于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而是部落之间的征服战争。部落战争的结果是征服者把被征服者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从而使属于不同部落的人们组成了新的结构，于是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家庭便具有了地域的性质。在古代中国，家长制家族组织却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家长制家族组织不仅没有因为国家的产生而消亡，相反在国家产生以后得到强化，原有的家庭结构生长成为政治结构的补充部分，成为专制国家的重要支柱。

——摘编自陈恩林《谈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及特点》

材料二   随着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出现了市民阶级。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举起人文主义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天主教进行了更为猛烈的进攻，促进了民族意识的成长，他们关注、效忠与认同自己所在的民族和国家。16—17世纪，西欧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家，形成了大众忠诚于王权的新的政治认同，民族语言迅速传播与使用，文化教育也有了发展。由此，整个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大大增强。随着王朝国家的建立，启蒙思想家指出专制君主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资产阶级高举起反封建的旗帜，打倒了王权，确立起人民主权作为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从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所组成，相反，而是由全体公民结成的统一的共同体。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一   随着19世纪末移民潮和难民潮的到来，美国语言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突出表现在努力巩固英语的地位，将其上升为国家语言和通用语言。一方面，人们需要通用语言来处理迅速增加的经济、政府及公共事务：另一方面，移民和难民的大批涌入带来差异极大的语言文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到1919年，有15个州通过立法规定必须在所有公众场合使用英语。

——摘编自陈新仁《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沿革与启示》

材料二   大革命前夕，法国存在三十多种方言，巴黎派往各省的特派员无不留意到，方言区的民众因语言障碍而对发生在法国的巨大政治风暴不知情或不关注。在此共识下，革命者将废除方言、统一民族语言视为传播共和思想、巩固年轻的共和国的一个必要前提。讲法语于是被视为爱国行为，这一全新的语言观引发了法国历史上首场全民性的语言爱国主义运动。

——摘编自曾晓阳《从“先生”的语言到公民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