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4年，《万国公法》汉译本面世，国际法开始系统、正式地传入中国。此后在丁韪良等传教士的引领下，江南制造总局、湖北官书局等机构翻译了大批西方国际法著作。尽管意识到“强则可享国际法上的利益，弱则国际法并不可恃”，清政府依然有意识地将国际法规范运用到中外关系的处理中。1874年，台湾琉球漂民案中，以总理衙门为代表的权力中枢保守地要求日本遵守修好条约，而不少知识分子和闽台官员却明确提出要以国际法处理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申明中国在台湾全境的主权，要求日本退兵。此后的马嘉理案、曾纪泽伊犁谈判、中法战争等涉外交涉中，均援用了国际法。这些公法外交实践涉及领海、最惠国待遇、使领制度、局外中立、宣战等，大都取得一定的效果。

——摘编自张卫民《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

材料二   新中国自成立到1977年底，参加的国际多边条约总共不过31个。从1978年到2004年底，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多边条约已多达236个，仅1978年到1988年就签署、生效了122个。1978年以后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超出了外交、人道主义法、海事、航运、少数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章程等狭小范围。据统计，中国至今参加的多边条约既涉及联合国及其所有专门机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一般国际法，还涉及国际刑法、反对恐怖主义行为、毒品管制，以及某些建立国际组织的章程等。这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法律秩序。

——饶戈平《国际法律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8 . 材料一   从现代化角度上说，专制王权是民族国家的早期形式，是近代社会的起步点。……在这个阶段上，国家统一了，民族自立了，中世纪的混乱状况得以解除。民族国家的第二个阶段，“民族”与王权发生对抗，最终推翻专制王权，法国大革命就是其中的典型。

——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

材料二   民族主义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注：认为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德国纳粹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植根于德国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历史原因，更是有着20世纪初期特殊的政治经济现实状况，使得这一理论得以社会化和公开化。它还与法西斯的专制、暴力、恐怖的国家机器和战争手段相结合，实施了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行为给世界带来了灾难。

——马俊毅《论二战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材料三   在民族主义的感召和激荡下，西、葡、英、法等民族国家先后建立，他们为大规模的航海提供了物质的可能。到19世纪前期，民族主义在西欧、北美取得了辉煌胜利，并为传播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的迅猛进展与民族主义也有着一定的关联。19世纪中期之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起成为世界三大思想潮流。

——摘编自程人乾《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