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钱穆在探讨中国古代制度时强调：第一，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则那些制度各各分裂，决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第二，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后影。第三，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第四，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避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第五，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第六，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0 . 《殷周制度论》记载：“周人既立嫡长，则天位素定，其余嫡子、庶子皆视其贵贱贤否，畴以国邑。开国之初，建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故殷之诸侯皆异姓，而周则同姓、异姓各半。”这反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