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顾炎武，世称“亭林先生”，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一生以关心民生、救民于水火的儒者风范立身行事，奉行“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准则。他贯通古今，多结合近世国情，论史谈政，“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多次讲到“信史”的问题，认为撰史，要“信则书之，疑则阙之”。他引用宋人刘器之的话说：“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论证问题时，引用资料非常丰富，“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评论：“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清代考据学者普遍推崇顾炎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更盛赞顾炎武“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摘编自周文玖《顾炎武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思想》

材料   中山陵是近代中国“记忆之场”的范本，具体而微地见证了公共记忆和国族认同的生成过程、构造机制。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际，国民党人借助墓葬政治的途径，努力将中山陵构造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让它承载起有关孙中山形象的选择性记忆，以及新生“党治国家”之下历史记忆的内核。与此同时，国民党人通过组织途径，持续开展集体谒陵活动，使“中山陵”迅速成为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最重要的仪式场所。在这种仪式性的政治和记忆规训之下，以“孙中山”“国民革命”为关键词建构起来的核心记忆，在国人公共记忆中的主流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尤为重要的是，中山陵还被打造成为一处重要的景观空间，与市民休闲生活乃至旅游观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亦帮助南京确立起民国时期的核心都市地位。在此过程中，象征符号和仪式规训的内涵逐渐隐身于幕后，原先由国民党人主导建构的关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核心记忆，逐渐转化为一种嵌入日常生活深处的公共记忆。通过观光游览行为的普及，随着自然而然“习得”过程的展开，不仅增加了对“地方名胜”中山陵的了解，也使游客开始对“民族伟人”“孙中山”产生印象，播下了国族记忆的种子。以至于时光流转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山陵依然能够成为联系海内外华人共同历史记忆的纽带。

——摘编自李恭忠《“记忆之场”与国族认同：以中山陵为案例的探讨》

材料   北宋中期，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侯，加大“养兵”。神宗即位之后，“忿流弊之积委，闭财力之伤耗，览政之初，为强兵富国之计”，决定改革。当时各州、府，除了征收正常田赋外，还有以“贡品”名义征收的各种物资，都由各民户分担。不论年成丰歉，也不问京城各种物资的供需情况，各仓库的库存情况，都不能轻易更换或减少，要按规定运送到京城进贡。当年成差时，百姓只得高价购买以上供。当库存多时，府库多余物资只得出售，而大商人又乘机操纵市场，官府和上贡的民户都深受其害。为解决这一弊端，王安石推行“均输法”，根据当地每年应当上供的数目、首都每年的用度及库存物资的数量之间的综合关系，本着“徙责就贱、用近易远”（就贱、就近）的原则进行购买，以“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实施后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摘编自陈振《宋史》

材料   赵过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机械发明家和新技术推广者。他善于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创立了一种新的耕作方法，叫作“代田法”。代田法来源于畦种法，但又有所发展，这种方法的科学价值首先在于可在同一块耕地上将农作物进行轮休，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其次是农作物长成以后，作垄的地形成通风走廊，提高了光能利用率。赵过代田法的开沟，需要使用的人力劳动强度太大，因而很难完成，于是他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创制“耦犁”，推广牛耕。赵过创制的“耦犁”，耕作时采用“二牛三人”组合，他这次推广牛耕，先关中而后边远地区，配合以先进的耕作工具，效果十分显著，牛耕逐渐普及。在赵过的农具改革系列成果中，最能体现农业技术水平的是耧车的发明。耧车是一种播种农具，类似今天的条播机，比东汉辽东地区二牛六人的耕作法省人力5人、牛1头，耕作效益提高了3倍。

——摘编自陈正奇《西汉农业技术改革家赵过》

材料   康熙自幼喜爱数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在八岁登基后仍然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去认真学习这些知识。他不断引进有科技才能的传教士来华，命传教士采用地圆说绘制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此地图在康熙的南征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谕令传教士白晋等人在宫中设置化学实验室，用化学方法试制西药，使中国在医疗中开始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他还命令传教士汤若望以西法制成了“红衣大炮”，该大炮在雅克萨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皇宫中开设有数学、天文、地理、医学、外语、艺术等方面课程，由传教士来讲授。

——摘编自张云筝、田冰《康熙西学中用的思想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