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材料   明朝的“海禁”政策源自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六世纪以后，东南沿海居民的海上走私贸易活动开始频繁发生，尤其是走私分子与沿海豪势相勾结的集团化走私活动日益猖獗。嘉靖三十一年，江、浙、闽、粤数省沿海发生大规模海盗抢劫和烧杀事件，史称“嘉靖倭乱”。面对“嘉靖倭乱”，明朝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直至嘉靖四十三年才将这场动乱平定。隆庆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奏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一奏议得到朝廷批准，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当时，中国商船在东洋的主要航行目的地是吕宋岛上的马尼拉港。这样一来，中国商品不仅可以运往东南亚各港口，还可以通过西方人建立的海上新航线，从东南亚港口转运到欧洲和拉丁美洲港口。有人测算，晚明流入中国的白银，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年均约28.5万两，八十年代年均约88.9万两，到1600年以后年均达到100万两的规模，从而为明代货币白银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摘编自陈尚胜《隆庆开海：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

材料   春秋乱世，郑之国小，夹于晋楚之间。郑曾进犯楚之附庸蔡，致楚晋攻郑，割肉乞和，国内五族叛乱，国势累卵。子产危难受命，执政廿余，中兴。子产深知国小、内乱、外战，国必危之理。凡遇“国际”大事，苦心准备，分别找专长之人咨询、筹划、决断、执行，外交效果甚好；“国际会议”上为国争利，力避外战，言辞得体，声名远播。力排众议铸刑鼎，开启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刑案减少。顶着压力查农业，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承认地主土地有，师初税亩仿相地而衰征，征赋富国。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共用水井等。重视商业，限制贵族随意压榨商人的特权。变革政坛内斗风气。子产与大夫丰卷有隙，国近分裂，遂主动请辞，后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驱逐丰卷，子产复职。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田产，三年后召丰卷回国，将田产及田地收入交还丰卷，此举在郑国深得人心。

——摘编自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6 . 材料 徐寿（1818一1884），江苏无锡人。无锡是远近闻名的手工业之乡，徐寿从小就爱好工艺制作。1855年，徐寿在上海读到了英国在华传教医师编译的《博物新编》，书中论述了蒸汽机原理、哥白尼天文学等。回到无锡，他就按照书中所论自制器具，验证书中理论。1861年，曾国藩举荐徐寿进入安庆内军械所。1865年底，徐寿等人自主研制出一艘明轮式的木质蒸汽船，即“黄鹄”号，开创了我国的近代造船业。1868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徐寿先后与西方学者傅兰雅合作翻译了近30种科技著作，其中有《化学鉴原》《汽机发轫》《西艺知新》等，他所创造的钠、钙、锰等中文译名，一直沿用至今。1874年，徐寿等人在上海创建了格致书院，开设矿物、电务、制造等课目。同年，徐寿等创办发行了中国第一种科学技术期刊一《格致汇编》。徐寿爱好研究乐律之学，他通过实验的方式发现了丁铎尔《声学》中的错误。西方《自然》杂志于1881年3月10日以《声学在中国》为题，高度赞扬了徐寿的研究。

——根据白寿彝《中国通史》等整理

材料 葛洪（283-363），字稚川，自号抱朴子。13岁时丧父，家境渐贫，以砍柴所得，换回纸笔，在劳作之余抄书学习，常至深夜。他一生著述颇丰，在《抱朴子内篇》中，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挑选了一些易获取且便宜的药物，改变了之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在从事炼丹实验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应，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

——摘编自《晋书》等

材料     陈亮（1143年-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南宋思想家、文学家。陈亮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提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他反对朱熹颂王贬霸、贵义贱利的观点，认为“霸道”本于“王道”，“王道”又需要以“霸道”来体现；义利并行，缺一不可，“禹无功业，不能成六府，乾（天）无利，不能具四德”。坚持“农商一事也”“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以相病”。陈亮批评《中庸》《大学》为空谈心性的道德性命之学，无补于实际，不能解决抗金统一事业。为此，他撰著了《英豪录》和《中兴遗传》，冀图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中兴复国的借鉴。

   ——摘编自《陈亮集》

材料   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一些学者强调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美国人亨利·乔治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在英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用税收手段打破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19世纪后期英国议会选举制度的改革，使得英国社会中下层人民的政治影响力大增，两党为了争取选民支持，开始了财税制度竞相改革的年代。其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征收个人所得税。自18世纪以来，英国税收长期以间接税为主,如货物消费税、关税和印花税等，其长期征收加重了普通劳动人民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逐渐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二是征收遗产税、继承税等。1853年，英国把对土地和实际财富的遗赠正式纳入征税对象，此后遗产税税率不断提高，1894年为8%，20世纪初提高到至15%。财税改革使英国的年度平均税收不断增加，1851-1856年为5440万镑,1890-1899年则超过了一亿镑。

——摘编自郭家宏、王广坤«论19世纪下半期英国的财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