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27年伦敦大学委员会批评牛津、剑桥大学过于偏重神学与古典文学等自由教育，疏于医学与法律等专业教育，为此，提出伦敦大学办学原则与课程体系。“鉴于不信奉国教者的人口如此之多，其掌握的财富如此之雄厚，鉴于英格兰人中生活闲适、财富中等的人口比例如此之大，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用合理的费用就可以获得教育，所有教派的信徒均无入学资格的限制。这里将安排三类课程，一是构成自由教育的基本课程，二是带有装饰功能的课程，三是属于专业教育的课程。”增加的新课程主要是现代语言学科与新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这种模式下，到1851年，伦敦大学的普通学院达29所，附属医学院近60所，形成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局面。
——摘编自邓云清《伦敦大学与英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
材料二 1898年在总理衙门筹议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非常注重科学课程的设置，正式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仅设有仕学院及附设中小学堂，分为“诗”“书”“易”“礼”四堂和《春秋》两堂，科学课程竟一门没开。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1902年春，大学堂正式进入了“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向东，由欧美向日本的转变”。1908和1909年，原先招聘的日本科学教习合同期满，全部离开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科学课教师队伍大都由本国教师构成，为大学堂科学教育的稳步推进奠定了师资基础。1912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民国政府正式更名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伦敦大学建立的背景及英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京师大学堂前后发展有何变化，并分析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作用。
| A．都推动了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 |
| B．都有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
| C．都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发生 |
| D．都未改变中国社会性质，最终失败 |
材料一早在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苏、美等盟国代表就已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开会，讨论建立战后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即联合国问题，但会议没有解决大国否决权的使用及创始会员国等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国继续讨论了关于安理会中大国否决权的使用范围问题，最后通过了罗斯福提出的折中方案：常任理事国在理事会中除关于程序问题外，一切实质性问题都可以行使否决权，但在和平解决争端问题时，持异议的国家即使是大国也要放弃在安理会的表决权。同时，会议同意苏联的要求，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列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会议决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
——摘编自高海林、阎照祥《世界通史（现代史卷）》
材料二《联合国宪章》规定：“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安全理事会由美、苏、英、中、法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六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安理会的任何重大决议都必须获得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同时规定“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等。
—摘编自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1945~194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筹建联合国的背景及其体现的国际关系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处理国际事务的主要原则及其意义。
材料 民国初年，孙中山指出：“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需改良进步，中国始能与世界竞争”。受西方风俗习惯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推进社会风习的改良。同时，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社会改良会，力主“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实行了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除“大人、老爷”等名称；废跪拜，易服饰；禁止贩卖人口，通令疍户、惰民均享有公权、私权；倡导女权和妇女解放；破除迷信，革除旧的婚丧礼俗，倡导婚姻自由等一系列措施。南京临时政府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的改良变迁，并提高人们的生活意识和观念，进而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临时政府社会风俗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南京临时政府的社会风俗改革。
材料 1956—1958年，为支援祖国大西北建设，先后有1472名教职员工从上海交通大学迁到了西安，其中有教授、有年轻的讲师，也有学校教学工厂的技工，以及幼儿园老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迁人。
交通大学西迁是国家调整新中国工业建设、文化发展和高等教育布局的重大举措，影响巨大、意义深远。西安交大西迁馆有一面照片墙，上面排列着46位西迁教授。第二行左起第一位，就是周惠久。1958年9月6日，将近50岁的周惠久一家七口坐着火车来到了西安。迁校西安后，他率先在大学开设金属机械性能课程，并先后主编《金属机械性能》教科书和《机械工程手册》的“材料 强度篇”，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金属力学性能条目，为我国材料 强度学科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惠久教授在金属材料 强度科学方面造诣极深，他所阐明的“多次冲击抗力理论”被列入1963—1964年国家重大科研成果104项。他领导的“低碳马氏体强化理论及应用研究”课题，获得了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他出席了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材料 大会及第六届国际热处理年会，并应邀在开幕式上作了主旨学术报告。
——摘编自陈小玮《交大西迁人的家国情怀》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交通大学西迁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周惠久教授的主要成就及体现的西迁精神。
材料 20世纪80年代，为造应军队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人民解放军进行三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由603万压缩到305万，大军区由11个调整合并为7个。20世纪90年代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点定位于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军队体制结构进行优化，专业技术兵种部队比例有所上升，全军总员额减少到250万人。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央军委提出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全军总员额进一步下降为200万人，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优化规模结构等方面改革取得重要成果。
——摘编自丁伟魏旭王巧伟《新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义。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太宗婚嫁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太宗婚嫁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 民国成立后，知识界普遍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由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识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闻、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斯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建设进入新阶段。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权力重组，将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结构，“村民自治”得以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形态，由“单中心治里”模式逐步走向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模式。
——摘编自王晓莉《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羊与有效性初探）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概括现代中国乡村建设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君主们根据臣下的功绩来封官授爵，根据爵位高低来规定臣下的薪水。商鞅认为：“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秦朝建立后，一个一千石的官吏每年可得小米34250公斤，所得俸禄已经可以满足相当富裕奢华的生活了。到了汉武帝时期，俸禄以钱币而不是谷物的形式付给，有记载，丞相作为最高官员，月俸是高级官员中两千石的2倍，是中低级官员中六百石的20倍，是低级小吏的100～600倍。魏晋南北朝时期，俸禄内容复杂多样且多以布帛或谷物为主，且多个政权均因战时需要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百官的俸禄。唐朝官员的收入主要包括职田（朝廷拔给官员自主经营的田地）、俸钱和赏赐。此外，还实行公务用车制度，官员的差旅福利，甚至还有退休金。到了清朝，政府在实行“薄俸制”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养廉银”，并设置完善监管措施，形成稳固的俸禄制度。
——摘编自李博朱玉洁《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加之局部内战的巨额军费，使得开支不菲的官员因收入被波及而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国家的日渐沉沦及吏制的渐趋腐败，有识之士认为要想革新政治，必须对现行的俸禄制度进行必要的损益。在多方力推下，1869年颁布的《中国海关管理章程》一方面采取了中国俸禄制度按年计算的惯例，同时又引进了绩效工资的思想，体现了工资设计与职级高低、职务繁简相配合。外交官员的工资结构也抛弃了旧有的正俸、恩俸、养廉等名目，而是直接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拟定工资额，且按月支付，另外报销一定生活费和交通费。伴随着清末新政中的官制改革，清政府开始陆续实行工费、津贴、薪水制度，且改设各部门、各省份自行拟定养廉银数额，出现了如东三省奏定数额高出定额1.3～2万两的现象。
——摘编自鲍伟《晚清文官俸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官吏俸禄制度的基本特征，并简要进行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俸禄变化的背景，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 王先谦（1842—1917年），长沙人。王先谦任江苏学政期间，将江苏科举考试所得佳文，刊为《清嘉集》，以作为士子学习的范文。他在江苏南菁书院内设立书局，刊刻《皇清经解续编》，所收著作包括顾炎武、王夫之共一百一十一家，此书年年均重印颁行全国。1894年，王先谦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他订购了《时务报》，启发学生“期于致用”、“留心时务”。《湘报》曾报道，说岳麓书院“以经义、治事分门，提倡新学”，“添设算学、译学”。他还参与了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积极促成《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翻译李维格分任时务学堂中、西文总教习。1898年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岳麓书院宾凤阳等联名上书山长王先谦，以维护纲常名教、忠孝节义为名，称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是借讲求时务，行其邪说”。他致书湖南巡抚，提出停刊《湘报》。
——精编自夏剑钦《晚清湘绅领袖、学界泰斗王先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先谦活动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王先谦的主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