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律》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备成熟的法典，全面制定了有关性别与婚姻的法规。《唐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是“出妻”，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异。在《礼记》中为出妻规定有“无子、不顾父母、妒、淫、哆言、窃盗、恶疾”七条理由。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二是“义绝”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谋害罪、奸杀与殴杀罪。官府判断一方犯义绝，必须强制离婚。三是受鲜卑族法律的影响，唐朝还存在“和离”的情况。从敦煌文书的“放妻书”样文看来，“和离”不仅双方自愿，而且还有对妻子再婚的祝词，“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摘编《从<唐律·户婚>看唐代婚姻的双重性》

材料二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党和政府利用报纸、广播、书籍等方式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还通过集体婚礼、评选模范夫妇等形式宣传《婚姻法》。各级法院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罪行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婚姻法》的贯彻使受封建婚姻制度束缚、压迫的妇女纷纷向政府和法院申请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妇女提出的离婚案件迅速增加。妇女获得婚姻自由后积极参加了基层政府以及生产互助组织的工作。伴随着婚姻自主意识的增强，青年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改变。

——摘编《论1950年<婚姻法>》

材料一   两宋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大变革期，为两宋女子的教育生活带来难得的机遇和发展的空间。与其他朝代相比，两宋女子教育与生活是融为一体的，多种史料呈现着女子教育的“本真”；在时空状态下，两宋女子教育生活在传承中又呈现出开放与时尚的发展态势；“母教”文化也在教育生活中得以完美建构◊正因为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多元与自觉，以致在诗词、书画、科技、科举、家教以及军事、政治等方面有出色的表现。

——摘编自赵国权《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样态与检视》

材料二   康熙帝即位后，朝廷深感八股文考试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在康熙二年（1663）规定乡、会考试停止八股文，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康熙七年（1668）又“命乡会试复以八股文取士”。……戊戌变法期间，主张变革者将教育症结归于科举取士制度的束缚之上，光绪帝下令各级科举考试一律改试策论而不用八股文，但改革科举制度的各项措施尚未真正实施就宣告失败，八股文起死回生。1905年，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考试。

——摘编自刘海峰《中国科举史》

材料一

《史记》把周边民族及其生活的地区如匈奴，西域、西南夷等都纳入史学考察的范围，详尽地考究了周边各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史记》编撰少数民族史传顺序时，把民族列传与相关人物列传穿插安排在一起，把其作为边疆关系中矛盾的一个方面进行描述《史记》追溯了所记少数民族的世系，通过史学著作，说明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同源。在对民族关系的记述与评论方面，《史记》倾向于主张和亲与遣使往来，互通贸易等政策，反对互相侵害和连年兴师动众的征伐。

——摘编自李珍（民族史观与中国古代民族文化认同》

材料二

明太祖以民族与正统问题相剥离的修史思路，在《元史》撰修过程中得到了贯彻。在记述内容上，《元史》对蒙古族贵族为首的少数民族统治阶层的历史功绩也给予了相当肯定。元代以武功立国，其政治统治和民族政策中始终存在的矛盾和紧张局面历来为史家所诟病。但在《元史》诸志中，元代的典章制度，统治方略都得到了正面的积极评价。在明初统治者看来，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不应当成为正史关注的主要方面。不管元朝皇帝来自何方，拥有什么民族的血统，只要他拥有“天命”，就应当加以合理的史学反映。

——摘编自李珍《民族史观与中国古代民族文化认同》

材料一       公文保密工作历来受封建统治者重视。秦汉之后逐渐将公文保密上升为一种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的工作。在公文起草阶段，拆字法、隐语法、反切法等为常见的保密方法；传递阶段，常用泥封法、斗检封、用印等确保公文信息安全；在保管阶段，设置专职保管人员和专门保管机构。对公文保密管理机构及人员，历代均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进行约束，并明确了诸多惩戒措施。公文保密系统为封建政权的稳定运作提供了有效支撑，其背后所承载的权力流动、势力对抗等被置于统治者所划控的特定范围之下，事端滋生、纷争四起的可能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弱。

——摘编自徐拥军《古代公文保密工作的特点》

材料二   1947年《国家安全法》，1954年《原子能法》，1966年《信息自由法》，1976年《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1980年《涉密案件程序法》，2000年《公共利益解密法》，2004年《情报改革和防恐法》等，构成了美国保密法律的基本框架。其中，信息公开立法，考量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作为保密法规的总统令，则严格规定禁止和限制定密的条款。2009年美国开始把电子环境下产生的国家秘密数量统计进来。美国历届总统的保密管理理念既有历史传承，也有差异性。总统令中关于保密的规定一般表述为：我们的民主原则规定美国人民有权了解政府活动；同时国家的发展也有赖于信息的通畅，为了保护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领土安全以及我们的外交关系，某些特定信息必须保密。

——摘编自孙宝云《论美国保密制度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等

材料一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世界“民族主义”的开端。法国大革命第一次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口号，并发表了《人权宣言》。法国大革命后，民族自治、民族统一、民族个性等公民观念在欧洲得到传播和强化，以公民权和人权的理念取代了传统封建王国的效忠、等级观念，建立了“民主”的“民族一国家”。由此，“民族主义”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扩散、嬗变，形成后来几百年的民族主义浪潮，建立了许多“民族一国家”，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

——摘编自珠飒《近代“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探析》

材料二   晚清以来一百多年间，中国始终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各种思想呈现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可谓名副其实的“思潮”：潮过即落。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一条线，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条线正是民族主义。如果将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条分缕析，都可以发现其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

——摘编自罗厚立《从思想史视角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

材料一 （鉴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为此唐太宗指出）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而且）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明朝《大诰》中规定“不枉法者”被凌迟、枭首者极多，朱元璋还敕谕刑部）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徒其家于边，著为令。

——摘编自《唐律疏议·名例律X贞观政要以大明律》等

材料二 英、美是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两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扃化现象的泛滥，随着腐化现象的日益严重直至达到腐败的程度。在英国，整个18世纪腐败现象都很严重，并在19世纪前期进入了高峰期。美国从18世纪到19世纪80年代将近100年间，腐败猖獗。其间，随着两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工人阶级政治参与的实现，英国在进入19世纪后，美国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先后出现了以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改革社会运动，并成为推动政府进行改革的强大力量。在压力下，英、美两国的此番改革涉及广泛的政治领域，主要集中在选举制度、政治领导体制、人事管理制度和行政管理等方面，改革颇有成效。例如：美国的选举提名制度、英国的反对党制度、两国的现代公务员制度等都是这一时期体制改革的产物。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肩败现象开始衰退。

——摘编自姜跃《国外廉政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材料一   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行，革命根据地先后出版了《红孩儿读本《共产儿童读本》《少队游戏》《少队体操》《先苦后甜三字经》等系列充满了革命气息的教科书。1937年8月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カ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指出，“实行以抗日教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抗日根据地教科书的编写呈现繁荣局面。如，太岳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新民主主义政治课本》、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战时读本》等，这些教材讲到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讲到了怎样争取战争的胜利以及世界的和平，甚至专门有一课叙述如何建立新的中国。

——摘编自李彦群《抗日战争时期的教科书出版与历史使命》

材料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贯彻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国家相关机构着手审读、修改、新编统一的教科书，在思想、内容、编写体例、课程策略、学科性质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课本之外编写辅助教学用书、各方人士参与其中、变个人著述为集体编纂、全国统一定价等。当时的这些做法对新时代统编教材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摘编自张金桐、李云龙《除旧与开新：新中国成立初期统编教科书编纂特色刍议》

材料一   十九世纪，英国在一些大的部门，在大臣以下，先后设立了政务次官和常务次官，辅佐大臣在内阁的政务和部内事务。这样，英国政府机构里的官员逐渐分成了两类：政务官和文官。各部门的大臣、国务大臣、政务次官等少数官员是政务官，他们参加议会的活动，参与制定政策，与内阁共进退。常务次官以下的广大政府官员组成文官队伍，他们负责执行政策，是常任官员，其去留不受政潮的影响。法律规定：录用文官要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文官不得兼为议员，不得介入党派政治活动。

——摘编自程西筠《由恩赐官职到择优录士－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

材料二   孙中山提出“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而“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官吏既为人民之公仆，其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才能提供有效的服务。孙中山认为只有经过公开竞争、择优录用的考试制度才能选拔出高素质的官员。政府官员掌握公共权力资源，应该遵从人民的意志行使职权。为防止官员贪污腐化、滥用职权，孙中山主张应当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只有人民拥有监督的权力，才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

——摘编自李俊清《现代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创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