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的时代·时代中的书

表1、表2是晚清某位思想家(1809～1874)代表作的目录摘编和版本情况。

表1

表2

       ——据《江苏艺文志》等

材料   安德鲁·罗伯茨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认为落后的中国在那场高度机械化战争中贡献不大，对于中国战场几乎是一笔带过。利德尔·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40章中关于太平洋和远东战争仅有寥寥5章。丘吉尔密友马丁·吉尔伯特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52章中仅有3—4章提及东方战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的11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关于远东地区内容仅有1卷，但该套丛书对于战况不甚激烈的中东战场乃至于战时中立国，却各有独立1卷加以叙述。号称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所著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在长达12卷的回忆当中，仅将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汇编为《日本的猛攻》1卷，对中国战场视而不见。即使是拉纳·米特所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一书对中国战场的关注也仅仅限于淞沪会战、豫湘桂战役等少数几个战役。

被《伦敦时报》誉为“一本迄今为止描写‘二战’史最好的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开始的标志，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视为其全面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史学界）大多将中国战场作为太平洋战场的从属战场。服部卓四郎的《太平洋战争全史》刻意淡化中国战场价值，将日军在华视作太平洋战场的组成部分，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被美军击败视为其战败的主要原因。美海军陆战队弗兰克·霍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争夺战》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太平洋战场反攻阶段美军从夺取瓜达尔卡纳尔岛到冲绳岛最后一战的战斗历程，似乎东方战场只由太平洋战场单独构成。

——摘编自王安中《正确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东方主战场地位》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一直是重要的石油出口国，受战争影响，一度成为石油进口国。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苏联石油生产迅速恢复，石油生产超过了国内需求后开始大量出口。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通过石油降价，加紧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国家销售石油。50年代末，苏联利用廉价的石油扩大了在古巴和印度的政治影响。1960年，意大利、西德成为苏联石油最大进口国。苏联通过与西方国家的石油贸易不仅赚取外汇得以获取西方的工业技术，还打破了美国石油公司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垄断。美国石油公司极力控诉苏联的降价行为，要求西方消费国拒绝购买苏联石油，声称依赖共产主义国家的石油具有政治上的危险性。美国政府也限制向苏联出口输油管道和油轮，并向西欧施压，削减苏联石油的进口量。至60年代末，凭借廉价的石油优势，苏联石油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石油成了苏联国际贸易的关键商品，石油美元也成为苏联外汇贮存的主要来源。

——据赵庆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与美国石油安全体系：结构、进程与变革》

材料二       一战后美国加速海外石油勘探和开采活动。1928年，美国与英法荷三国签署《红线协定》，美国取得中东地区“平等的石油开采权”。20世纪30年代，美国先后获得了中东各国石油开发的特许权。二战后，美国政府通过国际石油公司，进一步卷入中东石油事务，确立了美国石油公司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构建起美国的石油安全体系。至1950年，受美国政府支持的埃克森公司、莫比尔公司等七家国际石油公司已占世界石油市场份额的98．3%，并控制了除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以外的国际石油市场，成为国际石油市场的主人。至1973年，随着中东石油危机以及阿拉伯产油国石油国有化运动的出现，国际石油公司的世界石油市场份额不断下降，美国二战以来构建起来的传统石油安全体系濒临瓦解。

——据杨绪《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研究：1944-1954》

材料一   世界古代文明具有多元特点，其中的法制文明就是其代表。孟子和苏格拉底作为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其与法制相关的言论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东西方文明的特点。

《孟子》中记载了孟子与其学生关于法律问题的讨论。学生问孟子：“舞做天子后，假如其父杀人，舜的法官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法官应该按职责办事；但舜作为人之子，应当放弃天子之位，偷偷背上父亲逃到海边住下。

苏格拉底被雅典陪审法庭以亵渎神明与蛊惑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他与他的弟子们都认为判决不公。当弟子们安排苏格拉底逃走时，他认为，虽然逃走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合法的判决也是正义的要求，而且是更大的正义。……倘若人人都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而任意践踏法律，社会秩序将混乱不堪，城邦将无法存在。

——摘编自《孟子》、（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材料二   公元前5世纪左右，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人士喜爱的服装。克泰西亚斯在其《波斯史》一书中首次提到了赛里斯人，即产丝的中国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使古希腊人有了了解亚洲的机会。之后随着罗马的东进，希腊化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在地中海与中国之间流动。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张骞带回的“蒲陶”一词有学者认为来自希腊语，表示“一串蒲陶”。中国的丝绸、铁器、炼钢术经大宛、安息（帕提亚）传至东地中海各希腊化国家，甚至罗马。虽然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由于相距遥远，但是中希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接触、沟通与交汇。

——摘编自杨巨平《文明的流动：从希腊到中国》

材料三   近日，习近平主席复信雅典大学维尔维达基斯教授等希腊学者，祝贺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成立。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希腊文明影响深远。”他以“百花园”为喻强调：“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共同构成人类文明丽多彩的“百花园’。”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两国建立中希文明互鉴中心，致力于推动中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史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时代意义。

材料一   16～17世纪，欧洲纺织业大量兴起，每天巨大的生产量与市场需求量使得依靠人力手工已经无法满足，从而促进了人们的思考，科学家将目光投入力学与热学，思考力学与热学如何产生能量，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就直接为科学的变革提供大量的课题。不论是中国还是中东，都有非常宝贵的技术传入欧洲，例如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等。这些技术为欧洲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平台，研究造纸术中的化学科学和指南针中的天文学。印刷术则直接将科学的研究成果出书印刷，使得更多普通的百姓也能对科学有所认识，从而推动了科学革命的产生。

——摘编自田梦圆《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欧洲的科学巨变》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人类在技术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成就：在合成化工、能源与环保、材料与先进制造、航空航天、微电子与光电子、自动控制、计算机与通信网络、科学仪器与生物医学工程、纳米技术与微机电系统等领域，高新技术创新层出不穷，成为推动生产力空前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促进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人类的思维模式和观念；为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提供了新的工具、方法与手段，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与进步。

——摘编自路甬祥《百年技术创新的回顾与展望》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对法律就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管子》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汉武帝确立儒学为正统并“定于一尊”“以经注律”“引经解律”等应时而起，大行其道。魏晋时期规范汉以来反映“以经注律”成果的律条内容并试图使之法典化。《唐律疏议》完成了“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并被封建后世奉为“楷模”。明清时期以注释律条为主要内容的律学成果，则大大提高了法典的司法实用性，提高了司法效率。

——摘编自李俊《论中国古代法学发展的特点与影响》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大动荡，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外患环生，内乱叠起，法律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及西方法律的输入。特别是20世纪后，先进的中国人认为法律有利于活跃人们的思想、开阔视野。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考订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浩繁的法学文献的同时，积极引进资产阶级法律，有力地推进了法学研究和立法工作，这种努力与空前的民族、政治、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也推动了中国法律的现代化。

——摘编自袁敏殊《西方法律、法学的输入与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材料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我国的法治建设，确立了法律权威，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了法律的胜利实施。特别是十八大以后，国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适应经济社会新发展新变化，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摘编自杨宝成《新中国60年法律发展的主要历程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