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维多利诺、伊拉斯谟、蒙田等成为儿童教育的主要提倡者，他们认为在培养儿童的过程中要注重人的个性发展，强调发展人的智慧，并提出了发展儿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要求。维多利诺创办了“快乐之家”，他认为要培养“和谐发展”的人，一定要重视环境的陶冶作用：学生只有在优美的环境和愉悦的气氛中学习，身心才能和谐发展。伊拉斯谟反对宗教的“原罪说”，认为儿童不是生而为一个完整的人，必须经过教养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是理性使其成为人。蒙田要求在对儿童施行教育时，首先应该重视体育，此外，他还强调儿童要在父母的关爱下愉快、自由的成长。

材料二   卢梭在《爱弥儿》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儿童教育思想：教育要顺应儿童的自然本性；尊重儿童的天性，启发诱导儿童的发展；学习实用知识；培养儿童的兴趣；重视劳动，强调手脑并用；锻炼身体，训练感官。卢梭的幼儿教育思想是新旧教育理念的分水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教育推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充分提高了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其儿童本位论的提出，使人们开始重视儿童的教育。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潘祺蓉、陶志琼《西方和谐儿童教育观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一   元光元年，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后，郡国每岁荐举孝廉，由朝廷加以考核，任命为官，成为定制。

——据阎步克《汉选官制变迁史稿》

材料二   魏晋时代，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能力有限，全国选举难于推行，乃由中央指定各地域服务中央政府官吏中之性行中正者，采访同乡舆论，尤以德才为先，开列各地区人才，造成表册，送政府作为录用之根据。

——据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三   宋代宰相祖辈任官情况表

——据2018年全国高考历史Ⅲ卷整理

材料四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据《明史》卷七十《选举二》

材料一 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到咸阳，一部分散到巴蜀等地。……将军蒙恬率大军30万人击走勾奴，取河南地，筑44个县城，徒内地罪人去居住。汉族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游牧地区，变牧地为耕地，扩大了北方边境。又征发曾犯逃亡罪的人及赘婿、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南海等郡，又发50万人守五岭，与土著杂居。汉族文化技术传入南方，岭南开始成为中国的领土。

——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二 公元前215年，蒙恬北渡黄河，据守在今大青山一带，利用地势，修缮、增补旧秦、赵、燕长城，并连接起来，形成著名的万里长城。长城的修建不仅有益于长城以南的农业民族，亦有益于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由于长城的存在，民族间补充物质需求的方式逐步由暴力改纳入和平有序的轨道。不可否认，长城曾是民族间的军事防御工程，但它亦是民族间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保证与象征。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明朝加重了江南的田赋征收，同时规定征收一定数量的丝绢实物。明朝后期，嘉兴所辖濮院镇“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吴江的盛泽镇“居民稠广，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仅丝绸牙行，约有千百余家”。江南官营织机有3500台，民间已超过万台。明后期废除了匠户和役制度，丝绸机户有机会积累原始资本，扩大生产，机户郑家就有“织帛工及丝佣各数十人”。

——摘编自李绍强、徐建青《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

材料二 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是近代工厂制的兴起时期。1786年，奥德诺与库伯联合工厂建厂时总资产4200镑，固定资本3789镑；1789年总资产5421镑，固定资本3916镑。阿克莱特的克罗坍福德纺纱厂，1771年建厂时雇用300多人，到1816年翻一倍，达到727人。18世纪下半叶，韦奇伍德在其制陶厂中首创了原始的计时系统，即用打铃来召集工人。19世纪初一家工厂规定：“任何人如非确有必要而擅离岗位，或在工作时间与工友交谈，每次将处以一便士罚。”

——摘编自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