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啕等历时4年撰成。编修者以唐代国史、实录及朝报、吏牍、家状等为主要编撰材料，但对材料缺少剪裁和整理，“敷衍成帙”。纪传中大量抄录唐代皇帝诏敕和臣僚奏疏、表章、诗赋等，屡现“本朝”“今上”等文字。因其保存很多原始材料，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唐纪》时，纪事多取自《旧唐书》。

北宋时，仁宗令欧阳修等重修唐史，历时17年乃成《新唐书》225卷。书中创设4表，增加3志及列传331人，列传部分还参考了碑志、家谱等新材料。新设《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将《忠义》调至类传第一。大删《旧唐书》所录诏令、奏疏等，或直接将骈文改写成散文，总字数比《旧唐书》少约16万字。

——摘编自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深圳速度有多快？

材料1979年４月，广东省委提出，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给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这一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

城市面貌翻天覆地变化。深圳当初最高楼仅有3层，如今超过100米以上摩天大楼已有近1000栋，道路里程超过6000公里，地铁通车里程297公里，拥有近千座公园、被誉为“公园之城”。……

在创立早期阶段，深圳通过“闯”，率先全面探索市场化改革，以拓荒牛精神突破盘根错节的旧体制束缚，到1985年底，深圳工业总产值从1979年的6061万元迅速增长到24.12亿元，并向全国输出理念与经验。……

——新华网2018年5月21日《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从深圳发展奇迹看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材料   下面是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组中国古钱币。

图1：铸行于西域古龟兹国的一种通用货币，发现地在今新疆库车一带。一面有汉文篆体“五铢”、一面有龟兹文字，或“五铢”汉字与龟兹文字同铸于一面，又称为“汉龟二体五铢”钱。

图2：考古人员在新疆北庭故城的外城墙南门遗址发现。实际重量不再以锱、铢、两的二十四进制计量，开始以厘、分、钱、两的十进制去计量，起用这种新衡制，换算便利。

图3：近代以来在南海和国外很多国家、地区不断有永乐通宝的大宗发现。钱面文字“永乐通宝”四字以楷书书写从上而下、从右而左直读，其文字笔画清秀，制作上铸工精湛，整齐划一，钱文秀选。

材料一   

全名为“明武略将军太仓卫付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周闻，本姓尚，字声远，太仓卫武官，生于安徽合肥，死后葬于太仓，曾连续参加了郑和船队第三至第七次下西洋，因出海有功由卫百户升任副千户。该墓志铭五十一厘米乘以五十一厘米见方，厚十一厘米，铭文正楷小字，全文28行，满行27字，共669字，记载了周闻的一生经历及勋业，特别提到了周闻五次下西洋活动的日期，即永乐七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九年和宣德六年，其中永乐十九年载，“中道取回”。永乐二十二年尚有一次筹划中的远航，但因“仁庙（仁宗）诏停止之”而没有进行。

材料二   

长乐《天妃碑》全名为《天妃灵应之记》碑，又称《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俗称“郑和碑”。大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和副使太监李兴、朱良等人在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夕，寄泊福建长乐以等候季风开洋，在重修长乐南山的天妃行宫、三峰塔寺并新建三清宝殿之后，镌嵌《天妃灵应之记》碑于南山宫殿中。碑以黑色页岩为料，高1.62米，宽0.78米，厚0.16米。碑额书有小篆“天妃灵应之记”六字，其中二字残损。字框的上端及两侧阴镌线刻如意云气纹，顶端正中涌出一轮圆月，石碑正文四周镌刻着缠枝蕃莲花纹。正文楷书直下计31行，首行68字，全文共1177字，除9字磨损外，尚可完整辨识。碑文记述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公元1405年—1431年）间，三保太监郑和奉使统率远洋船队百余艘，以先进的航海技术七次下西洋的经历。

材料   《旧唐书》《新唐书》等史料均记载：唐强盛时，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包括波斯商人在内的胡商纷至沓来。他们将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宗教信仰、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带入中原，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然而，萨珊波斯帝国却江河日下，风雨飘摇，危在旦夕。面对阿拉伯人势不可挡的政治威胁与军事进攻，萨珊国王耶兹底格德三世曾三度“遣使朝贡”，向唐朝求援。终因路途遥远，唐太宗爱莫能助。642年，阿拉伯大军在奈哈万德彻底摧毁萨珊军，攻克泰西封。耶兹底格德三世逃往中亚，651年卒于木鹿，萨珊王朝遂亡。耶兹底格德三世之子卑路斯逃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求救于唐朝。为了安抚流亡的波斯王子，同时也出于对西部疆域安全的考虑，661年，唐朝在锡斯坦的首府疾陵城（今阿富汗西南部的扎兰季）设波斯都督府，拜卑路斯为都督。按照《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的记述，“唐代波斯都督府所辖境域，仅波斯东部边地而已”。翌年，卑路斯被唐高宗封为波斯王。据《册府元龟》记载，卑路斯两度“遣使访朝”，向唐高宗“献方物”，并于673年亲自来华。由于不断遭到阿拉伯人的进攻，674年卑路斯等波斯贵族入唐避难，定居长安。萨珊波斯亡国后的百余年间，唐朝对流亡、寓居、滞留于大唐境内的波斯王室后裔礼遇有加、诚信亲善。有学者认为，在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可能就是已经融入中华文明的古波斯后裔。

——摘编自雷钰《丝绸之路见证下中国与波斯的友好关系》

材料一   一战爆发助推了中国日益觉醒的、参与国际化的民族主义。梁士诒、顾维钧等人力主参战，强调参战可以使列强重视中国，促使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且一旦协约国获胜，中国也将以战胜国身份收回战败国德国等在华特权。在他们的推动下，北洋政府于1914～1915年三度向英法表态希望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但未获支持。1916年索姆河战役打响，协约国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英法态度转变，希望中国派遣劳工赴欧洲从事战勤及后方保障工作。为此，梁士诒为北洋政府谋划了一个“以工代兵”的良方：“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如以工代兵，则中国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

——摘编自王平贞、赵俊杰《一战百年：华工赴欧启示录》

材料二   有关史料记载，中国自1864年到1913年的50年中，共计输出695.5亿两，输入932.4亿两，入超数达236.9亿两。国内实业不兴，失业人数日益增多，社会动荡。此时华工赴欧计划的提出，一方面为协约国提供了丰富人力资源，另一方面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

——摘编自姚娜《一战期间中国政府派遣华工赴欧动因析》

材料三   首先，华工赴欧参战，既充当了北洋政府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载体，又为中国后来参战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战后中国参加巴黎和会提供了良机。其二，华工成为百年前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实现国际化战略以及国家认同理念的重要环节。华工在参战之余，接触到了欧洲先进的文明及科学技术，也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法治思想的熏陶，他们开始自珍自爱、关注祖国的前途命运。回国后，他们成为西学及实业知识的宣传者，有的还转变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三，华工爱国自强、勇于献身的情操，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后来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知识精英们，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周恩来、邓小平，均在留法期间确立了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以及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新式工人运动，皆同一战赴欧华工有密切的关联性。

——摘编自王平贞、赵俊杰《一战百年：华工赴欧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