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毋庸置疑，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需要人才，而同时这一大背景又为人才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英国工业革命前后，人才所处的环境也对当时人才作用的发挥、工业技术的革新等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18世纪下半年的英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都面临巨大变化，技术发明层出不穷，新兴行业与日俱增。随着工业革命后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需要经济、技术、医药、建筑、航海、艺术家等各类人才，这对世俗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民阶层送自己的子女上学成为普遍现象。甚至农奴阶层随着自由身份的实现和经济能力的加强，他们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英国社会在呈现出经济不断发展、民生渐趋改善的一面的同时，也始终面临着一些令人困扰的社会问题，贫困问题突出即是其中之一。为了缓解当时的劳资关系，英国政府在1700—1760年间，颁布了多个劳工法令，使劳工在雇主拖欠、克扣工资时提起申诉有了法律保障。
——摘编自张瑾《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才环境探究》
材料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界人士、经济学家带动科技人才观发生两重变革：一是将科技人才提升至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间竞争的决定因素；二是赋予其等同于商品和资产的属性，直接影响了美国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标准。美国政府和企业密切配合，将移民作为科技人力资源的重要补充，利用大规模的商业宣传、海外招聘以及“凭才能换公民身份”策略，建立起对全球人才优先挑选配置的特权。英国、加拿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效仿美国的改革，到20世纪60年代末多方多维参与的、常态化的国际人才竞争格局基本形成，重塑了国际移民的流动方向和特征。
——摘编自任慈《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国际科技人才的争夺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工业革命前后英国人才所面临的社会环境。(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识，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争夺国际科技人才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丹麦是福利社会主义的典型，形成了“高税收、高福利”的模式。它特别强调以国家为中心，拥有强大的干预性政府、强势的官僚机构以及就业人口数量庞大的公共部门。所有公民都有权通过获得实物型和现金型福利，享受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他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国内老龄化加重了丹麦社会福利负担。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丹麦政府从传统的“消极的福利政策”转变为“积极的福利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丹麦社会性福利开支逐步缩减，并减少由于福利制度漏洞而导致的资金浪费，使享用社会服务的各种条件更加严格。1997年“社会救助法案”规定没有工作就无权接受公共津贴，只能接受地方政府的安排，每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达到国家、单位和个人三者之间权责平衡。1998年，丹麦政府通过税收改革逐步降低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免税限额和降低公司税。
——摘编自吴玲赵建云《丹麦福利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
(1)据材料一、概括丹麦福利社会主义的特点。(2)据材料二、概括“积极的福利政策”的表现。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推行这一政策的原因。
材料一 儒学的兴起，是有其必然之势的，并非偶然之事。因为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非儒家莫能为。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成童未几，安知儒学为何事？所以与其说汉武帝提倡儒学，倒不如说儒学在当时，自有兴盛之势，武帝特顺着潮流而行。
——摘编自吕思勉著《吕著中国通史》上册
材料二 宋王朝建立之后，对民间文化的发展、对经济事业、对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没有过多的干预，从而形成了一种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为士大夫参政议政和学术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说到宋代的学术成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新儒学”。其实新儒学并没有什么新的儒家经典，所谓“新”，是指它对既有儒家经典的新阐释。这样的新阐释，是建立在中唐以来学术发展的基础上的。在唐代，很多儒学家反对佛学的教义，但是整体来说，那个时候儒家的力量并不足以和佛学抗衡。而发展到宋代，以禅宗为代表的佛学思想，以及道家的一些观念，被儒家学者吸纳，融会贯通。一方面，儒、释、道之间有排斥、有辩驳；另一方面，也有吸纳。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的新儒学，其代表人物是格局更加宏大、知识更加渊博的一批精英人物。
——摘编自许宏、刘国忠等编著《中国通史大师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汉儒学出现“兴盛之势”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新儒学”形成的社会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1933年1月，上海《东方杂志》号召国人想象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周谷城写下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写道：“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我梦想着；此后我真能不再作什么梦想了。”
——据1933年1月上海《东方杂志》
材料二“领导们问大家，对自己分到的房子有什么不满意的，还有什么需要。但是我们想，跟过去比已经很好了，还会有什么不满意的，周围的医院、邮电局、花园、菜场什么都已经有了，方便得不得了。家里用的还是抽水马桶，那可是刚解放啊，全上海人家都还是倒马桶的呢。"
——原上海绢纺织厂先进工作者郑长保回忆1952年首次搬进上海曹杨工人新村的往事
材料三“在工人新村大道的两旁，守望这欣欣的白杨，风儿挨家奔跑送喜讯……生活啊，长着翅膀在飞翔，多少个工人子女进大学，多少户工人家中挂奖状。多少青年儿女立下大志，走遍祖国四面八方，多少家庭妇女离开灶台，解掉围裙换上工装。谁说古来百家不同姓，这里的家长是亲爱的党……"
——上海诗人宁宇《工人新村漫步》（写于1957年前后）
(1)根据材料一,结合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背景，谈谈你对周谷城这个“奇怪的梦”的理解。(2)根据材料二、材料三,概述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生活状况的变化，并说明原因。
(3)该研究者所搜集的史料有何局限？为更全面研究我国工人的生活状况，请向该研究者提供至少1条建议。
材料 自19世纪末年开始，北京作为中国三座大城市之一，人口大幅度增加，从1881年的87万人，增加到1910年的100多万人，1932年则增加到150多万人。……从1924至1948年，北京共开辟了6条电车线路，总通车里程约48公里，在北京城墙之内纵横交错，为北京内城和外城间、东部和西部之间提供了跨越城区的交通联系，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城市交通网络。但是北京电车系统却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乘坐率低。1929年10月，北平发生了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最终电车公司不仅没有能够扩大电车网络，降低票价，而且被维持昂贵的票价，最终使电车成为多数城市居民承受不起的消费。另外，为有效使用电车，需要铺设轨道，架设电线，或是拓展街道。但是作为历史文化古都，城门、城墙和牌楼之类古代标志，既是封建都城权威的象征，也是传统建筑美学的体现。对扩展电车轨道、竖立电线杆而言，它们都构成极其严重的障碍。在许多人看来，现代技术将会破坏古都的风貌的宁静。有些人还搬出中国所特有的“风水”观念，宣称电车的到来，将给城市人民带来厄运。电车公司开始时曾请求市政当局批准拆除影响施工的牌楼。然而，当这一消息泄露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猛烈谴责。市政当局不仅拒绝了电车公司拆毁牌楼的申请，而且命令其修复在安装悬空电线和铺设轨道期间遭到破坏的所有牌楼。电车公司不得不取消最初计划，另寻电车路线。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电车公司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尽管如此，电车、汽车这两种最主要的现代交通工具在各个大城市还是比较普遍地被使用着。
——摘编自李长莉等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二十年代北京电车初步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北京电车乘坐率低的原因，实质上反映了什么矛盾。
材料一 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是受到内、外两方面原因的推动。从内部看，在欧洲近代社会大规模转型、原有的国家功能受到挑战后，新的社会力量和知识分子开始反抗传统的宗教文化，并致力于形成自身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从外部看，由于欧洲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国家间存在天然的竞争，而发展现代经济，无疑是在竞争中获胜的重要筹码。因此，谁要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落后，就必须尽快地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杨解朴《从文化共同体到后古典民族国家：德国民族国家演进浅析》
材料二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传统中国基于儒家文化之上的王朝国家观念被完全突破。以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试图重新建立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形成。辛亥革命的意义则在于，它不仅在形式上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更在于它从社会制度和观念文化层面，实现了中国人国家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初步转型，并由此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从辛亥革命开始，民族国家的建构始终是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主题。
——孙军《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因素。
(3)综合上述材料，分析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中世纪后期，英国的自由传统奏响了序曲，也为专利制度的孕育提供了技术劳动力和商品经济环境以及科学革命和文艺复兴等思想文化支撑。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英国重工主义的经济政策鼓励自由建立新产业，催生了1624年的《垄断法规》（专利成文法），该法规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共同促进了初始工业化时期英国专利的实践。17世纪末到18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推动专利制度与产业革命之间相互影响，专利法治体系更加成熟。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专利制度和经济实践因其存在的大量缺陷而面临巨大危机，引发了一场席卷欧洲的专利制度存废大论战，最终促进了专利制度的全面改革。
——摘自李宗辉《17-19世纪英国自由传统与专利制度的演进研究》
材料二 西欧在19世纪30年代之后技术创新潮流开始放缓，自由贸易经济开始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在这样的经济形式下，自由贸易理论开始兴起，在贸易自由、契约自由的旗帜下，通过授予专利权使一些工商企业受到保护、免受竞争的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同时，专利制度自身的问题也日益引发人们的不满，当时英国专利制度尤其令人诟病。19世纪中期之前的英国仍然坚持专利特权制度，其授权程序复杂、成本高昂、费时不菲且含糊不清，专利诉讼也存在较大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19世纪50年代西欧爆发了如火如荼的反专利运动，但19世纪70年代之后，这种反专利运动最终还是消退了。
——摘编自袁锋《专利制度的历史变迁：一个演化论的视角》
(1)据材料一、概括英国专利制度的产生背景，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积极影响。
(2)据材料一、二、分析西欧反专利运动的爆发原因及其历史作用。
(3)综合上述材料，简要谈谈你对专利制度的认识。
材料一 科举制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矛盾发展与官吏选拔制度自我更新的结果。东晋以后，九品中正制完全成为士族维护特权的工具，对中央集权构成一定的威胁。这既埋没了有才德的寒士，也将士族子弟引向歧途。南北朝后期，世族走向衰落，庶族势力发展壮大，要求获得更多的参与政权的机会。统治者为了加强皇权，扩大政权的人才基础，也需要破除九品官人法，将人才选拔权力收归中央。就选拔人才制度的形式而言，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与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有着一定的渊源。旧制度的合理因素为新的人才选拔制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科举制将选官权集中到朝廷，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扩大其统治基础。它为庶族学子乃至贫寒子弟打开仕进之门。使官僚集团得以不断扩充更新。巩固了封建统治、科举考试有固定的考试内容，士子必须熟谙儒家经典，无形中加强了思想的统一。但是，科举制片面地以文章、诗歌为衡量标准去选官，必然将学子引到一味追求空谈泛论的方向，特别是八股文等模式固定的体裁，只会使人思想僵化。
——摘编自林甘泉《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
材料三 科举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与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体制相适应的国家官吏选任制度，在封建时代备受称赞。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全面转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政治改革大潮涌动，科举制所代表的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科举制日益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废科举，兴学堂”势在必行。1905年，延续1300年的科举考试被废除。
——摘编自杜怀亮《科举制度废除百年后的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度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科举制度的利弊。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科举制度在近代被废除的原因。
材料一 16世纪中叶，欧洲机械钟表通过商贸途径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清时期，我国士人对机械钟表计时性能有所关注，这一定程度上是延续了我国古代以漏壶为核心的守时传统。机械钟表在明清时代主要局限于天学领域，清代钦天监则已多用机械钟表计时；装饰功能的“玩具”或许是清代机械钟表最常见的社会身份。明清钟表那些精致、复杂的自动显时功能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兴趣盎然的。礼品则是明清时期钟表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无论是在国际外交场合，还是君臣间的贡献、赏赐，乃至亲友间的馈赠，机械钟表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晚清时代，伴随着西洋钟表的大量流入，西方式的hms（时、分、秒）制在中国进一步流传开来，与此同时，很多中国人开始放弃十二时辰制中的专名。到了19世纪后半叶，钟表在社会中层已达到了一定的普及率。
——摘编自任杰《中国近代时间计量探索》
材料二 我国早期国产表设计均仿自外国表，以瑞士表为主。1966年，天津手表厂设计研发出我国第一只摆脱仿制机芯手表——“东风牌”手表。这一时期民用表设计的装饰题材多取自体现民族特色，爱国爱党，反映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向往新生活的内容，阳刚、健康、粗犷的工人、农民、战士形象主导了这一时期社会主流审美。至七十年代民用表的用户群开始迅速扩大，民用表已然成为大众化的日用工业品四大件之一。在短缺经济和计划体制的背景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以充实市场上民用表的数量供应，及降低用户民用表更新频率，成为该时期的民用表功能设计需要突破的首要问题。民用表初创期的积累为我国民族制表业在下一阶段的成功调整转型突破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编自黄舟子《建国以来国产民用表的设计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简述中国近代计时方面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机械钟表在近代不断涌入中国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国产民用表在初创时期的设计特点，并简析国家大力发展民用表的时代价值。
材料一 中国政党产生于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农耕文明进行野蛮入侵和残酷解构的过程之中。在清末的宪政改革及立宪派有识之士的推动下，西方政党思潮在中国得以推广。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人们结社组党、参与政治事务的自由和权利及实行内阁制，推动中国迈入“政党林立时代”。然而此时政党政治的实践却诱发了一系列政治乱象，…国会竞选沦为金钱交易，选出的议员多出身于“原清政府官吏”和“士绅”，真正的有产阶级为数甚少。…在关键的政权问题上，手执枪杆子的袁世凯不会让步，所谓自由结社、合法反对、公平竞争、轮流执政等政党政治原则，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最终名存实亡。
——摘编自廖皇珠，石德金《百年来中国政党政治演变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启示》等
材料二 人民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共有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等党外政协委员1299人，占60.2％；常务委员195人，占65％；副主席13人，占54.2％，全国各级政协组织中，共有41万余名党外代表人士担任政协委员。作为新型政党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于协商筹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
——摘编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初年迈入“政党林立时代”的背景，并分析政党政治最终“名存实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型政党政治制度”之“新型”所在，并分析其“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