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屈服于西方列强，允许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华工，广西有人开始被运往国外。1876年，北海（当时属广东管辖）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从北海口岸出国的华工，每年多则4000人，少则数百人。1897年，梧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1904年，英国在梧州设立“契约华工”接收站。
——摘编自石维有、张坚《华侨华人与西南边疆社会稳定》
材料二 清末的广西社会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在此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出现了大批的海外移民。清政府的残酷压榨，再加上天灾频仍，大量破产的百姓纷纷外逃。此外，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许多广西学子出洋留学，也成为海外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梁茜茜《论清末广西海外移民的类型及特点》
材料三 1940年，日军将越南作为向中国华南进攻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军事基地，导致广西边境交通受阻，广西人迁居海外的人数剧减。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南进侵占东南亚，大约有11万侨胞又迁回广西。而广西一大批爱国志士，利用广西的特殊地理位置，移迁至越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抗战胜利以后，因为各种原因，少数广西籍士兵流落在缅甸和印度。
——摘编自向大有《民国时期广西向国外移民三个时段社会背景特征》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广西人口大量外迁的背景。(2)根据上述材料，指出相较于清朝末年，抗战时期广西人口迁移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末年，四度落第，绝意科场，至70岁去世均无功名。明亡后，因参与反清斗争与家族财产争端，数次流亡，甚至遭逢牢狱之灾，晚年变卖家产北上游历，才逐渐著书立说。他披阅各种地方志书多达一千余部，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 《肇域志》 为其主要地志著作。顾炎武认为政治的腐败和独裁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倡导广泛的民主参与……他还创办了一些书院和学堂，推广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总之，顾炎武作为清朝初期的一位杰出学者和思想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周可真《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
材料二 明清之际，存在多位声名卓著的理学大儒，如身在江南的刘宗周、黄道周等。相较之下，顾炎武由于终身心向明朝，不与清廷进行任何合作，学术声望颇有不如。然而有清一代，顾炎武地位逐步抬升，晚清曾国藩评价“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亵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嘉庆时期，名臣阮元已把顾炎武评价为“国朝第一大儒”,光绪三十四年从祀孔庙，得到古代儒生的最高礼遇。
——摘编自王汛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顾炎武的的学术成就，并分析其思想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顾炎武地位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 豫剧定型于清末。流传广泛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重于内容”：它不是一味追求自己内容的文学性、高雅性，而是着重发展自己的对普通大众的吸引力。豫剧出自底层大众，表达着底层民众自身的精神追求。如剧目《七品芝麻官》，描述了主角唐成对自己苦读诗书进而成为进士的过程。进入民国后，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生存压力，樊粹庭等一批知识分子创造出一系列新戏曲，如常派的《花木兰》等剧目，将花木兰这一文学形象刻画成为抵御侵略的样板。在各类剧目的空间设定方面，主要确定在河南当地，剧中的各类典故也都是以河南常见的各类典故为主。如花木兰的故居在商丘市虞城县，《穆桂英挂帅》、《秦雪梅》、《包青天》都是以河南最为繁盛的宋代为背景，设定的空间也不外乎于开封及其周围的各个地点。
——摘编自武强《河南豫剧剧目之历史考察》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大量戏曲被搬上银幕。1956年10月，《花木兰》搬上银幕，标志着豫剧电影诞生。拍摄电影时，主要是对其艺术成就的忠实记录。“文革”后，豫剧电影迎来新一轮发展高峰。1979年，豫剧《七品芝麻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吹响了新时期豫剧电影百花争胜的号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计划经济体制调整，原有戏曲电影生产模式被打破。新世纪以来，豫剧电影逐渐走出凋零状态。豫剧电影工作者保留豫剧艺术魅力的同时，加大电影技术运用以展现剧种自身优势，更注重演员内心体验，呈现诸多舞台上无法呈现的艺术效果。
——摘编自张青飞《豫剧电影的历史及艺术嬗变轨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豫剧剧目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后豫剧电影曲折发展的原因。
材料 1916年6月，北洋政府恢复《临时约法》，在反对袁世凯复辟中表现积极的孙洪伊被任命为内务总长。孙洪伊认为内务部官员参与复辟大典特别积极，所以要整顿部务、清理之前“附逆”者，将参与帝制的64人停职。此前，新任交通总长许世英擅以部令将交通部三十余名官员停职更换。被停职官员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孙洪伊未依据平政院要求提出正式答辩书，而以部门间咨文的形式回复，根本质疑平政院管辖权：其一，“平政院只能受理人民与官吏之诉讼，不能受理属员与上官之诉讼”，故而被解职文官不具备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其二，“《文官保障法》未经国会通过，不得依为根据”，故而受处分官员起诉所依据的实体法无效；其三，平政院乃是袁世凯的政治遗产，《平政院编制令》的法律效力值得怀疑。
孙洪伊抗辩理由并非全然无理，但平政院裁判书指出“被告对于原告经本院咨送诉状副本迄今未依式提出答辩，应认为自行抛弃答辩之权利”。据此，平政院在判决书中不必回答《文官保障法草案》法律效力问题，也不需提及《行政诉讼法》是否可适用于官吏的争议问题。平政院抓住内务部处分违反法令且超越权限（“蔑视大总统职权”）的软肋，裁判取消内务部的处分，并宣告：“虽依据通常行政法理，部长于所属贤否，行使其监督权以为考核固非所禁，如认有必须解除其职者，则应于法律上有正当明确之事由；系荐、简任各职又应呈奉大总统令公布照准；即职属委任，亦不得无故勒停。”平政院裁判后，孙不肯配合，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及多名国会议员均卷入此政治难题，最终以孙洪伊免职，连带国务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与孙同一派系）去职而告终。
——摘编自聂鑫《平政院裁判与近代中国文官保障制度的司法实践》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内务部停职案出现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洪伊败诉的原因，并简析内务部停职案的影响。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在抓紧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下决心发展核工业，新中中国尖端技术的研发从核科学技术研究开始起步。1952年5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军委领导人在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开始酝酿发展特种武器问题，并征询了有关科学家的意见。大批留学海外回国的中国科学家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将科学研究方向转向核技术研究，投身到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建设中。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在原子能技术、火箭导弹、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技术等尖端技术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为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编自苏熹《新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的演变1949-1986》
材料二 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围绕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主题，在党和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组织下，科技工作者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对策性讨论。这一时期的新技术涵盖信息技术、能源材料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核技术等领域。这场讨论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对策建议，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83年，美国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此后，世界各国相继制定了本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国际高科技竞争的形势催生了中国“863”计划的出台。“863”计划以“军民结合，以民为主”为方针，选择七大领域，面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目标。“863”计划出台后，中国的高技术研发开始在国家战略规划的指导下进行。
——摘编自苏熹《新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的演变1949-1986》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我国大力发展尖端科技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与50年代相比发生的主要变化，并简要分析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区域不是“铁板”一块的均质化区域，不是文化落后、野蛮的地方，也不具有地理、文化与行政边界高度重合而形成的清晰“区域”。…… “西北”作为一个多中心互动的历史空间，长期被另一种视角遮蔽，只有超越“欧洲中心观”对“西北”— “边疆”、“野蛮”文化等级的偏见， “去边疆化”才能释放“中心”的意义，这有助于在“整体史”视角中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共同性”，对于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的新地缘区位观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摘编自黄达远《 “中亚”：被遗忘的游牧社会历史》
材料二 中国文明不仅远离亚欧大陆接壤地带的文明冲突，而且拥有平坦而富饶的平原，为汉族政权以农立国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也使中国长期维持了庞大的经济体与领先优势，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得不那么必需与迫切，相应商业、牧业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便成为附属，对外扩张的经济驱动主要是农业动力，由此可将其边疆开拓的历史特征概括为“农业边疆”。……因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疆域经营上，呈现了“有节制的扩张”的特征，在边疆扩张中，坚持“内政优先”的政治立场，一旦边疆开拓影响到内政稳定，便会呈现向内收缩的历史选择。
——摘编自赵现海《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中国的历史分流》
材料三 太祖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 “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请核祖宗赋额及经费多寡之数，一区画，则知赋入有限，而浮费不容不节矣。” ……隆（庆）万（历）之世，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馀年，未徵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
——摘编自《明史·卷七十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述西汉政府对“西北区域”采取“去边疆化”的措施及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古代中原王朝在疆域经营上“有节制的扩张”的原因，结合所学，写出明朝政府坚持“内政优先”在西藏地区的做法。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明太祖即位之初“一以黄册为准”的目的，并简述张居正应对材料三中所示困境的举措。
材料一 第二次国际产业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转移路径是从美国向日本和联邦德国转移，其时间主要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美国将国内钢铁、纺织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日本和原联邦德国，以应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背景。美国国内只保留精密机械、精细化工、集成电路、家用电器和汽车技术等这些高附加值产业。美国之所以将部分国内产业转移日本和原联邦德国，一是自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冷战格局所决定：二战期间虽然日本和原联邦德国，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比较大的伤害，但在冷战格局下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成为对抗苏维埃政权的有力法宝；另外，朝鲜战争引发的“特需经济”，也让美国加快了产业向日本转移的速度。
——摘编自张沙丽娜《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的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
材料二 “一带一路”途经七十多个国家，覆盖全球64%的人口，沿线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水平较低。因此，中国有望借助“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国际产业的转入和转出，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优化沿线生产要素布局，实现区域内合理分工，不但推进国内发展和国际开放，而且对实现区域一体化、全球化有着重要意义。沿线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产业结构较为发达的欧洲地区，资源丰富的中亚、西亚地区及蒙古，劳动力丰富的南亚、东南亚地区。发达的经济体往往拥有领先的技术和创新竞争力，包括德国的机械制造技术、化工技术等，英国的“八大技术和战略产业”，法国的核电技术、汽车制造等，意大利的军工、汽车制造等中国在相应方面也有较好的承接基础，有利于高端产业的引进。
——摘编自张理娟、张晓青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转移研究》
材料三 西方产业转移，把劳动与资本直接对抗的矛盾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仅仅获得十几年的工业增长，这些转移的资本、产业和技术接着就转化成增长背后的负债，紧接着就是产业资本全球化代价在发展中国家爆发。
——摘编自温铁军等《回看中国：20世纪末的“化危为机”与结构性制度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产业转移的原因。(2)根据材料，比较二战后美国产业转移和中国“一带一路”下产业转移的不同之处。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你谈谈中国在产业转移和承接过程中如何提升危机应对能力。
材料一 英国商人的信贷活动范围十分广泛，从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物与饮品到较高层次的进出口商品等。信贷的这种使用情况不仅得到了中世纪史研究者的普遍认可，更能在不同种类的法庭中得到印证，如普通诉讼法庭、商人法庭等。这些法庭的卷档表明英国商人会以信贷的方式售卖各种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如麦芽酒、面包等基本食物，亚麻布材质的服饰，铁器、马具等生活工具。与此同时，随着工资水平的提升以及物价水平的降低，更多的英国民众能够消费得起较高层次的进口商品。因此，商人也会进口受英国民众欢迎的各种海外商品，如法国以及地中海地区生产的各种类型的葡萄酒。来自东方国家的商品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英国人的青睐，以丝绸及其制成品和种类繁多的香料最具代表性。从事国际贸易的大商人在这些商品的贸易活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中世纪晚期英国商人商业信贷活动研究》
材料二 1958-1960年，英国对台湾地区的贸易信贷政策历经两次讨论，分别将贸易信贷期限从4年放宽至5年，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从50万（曾默认为75万英镑）提高到100万英镑。英国之所以放宽对台湾地区的贸易信贷政策，一方面是在重商主义传统的影响下，英国有着发展海外贸易的内在诉求；另一方面是台湾市场在美援的帮助下呈现出强大的吸引力。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台湾当局而言，英国贸易政策的特殊性在于，英国必须要考虑中国大陆及美国方面的反应。在台海局势紧张之时，政治因素更为重要，经济利益被暂时搁置；当台海局势相对缓和后，经济利益便成为英国主要考虑的方面。在此过程中，英国重商主义传统充分展示了其影响力。
——《试论英国对台湾地区的贸易信贷政策》
材料三 随着科技的进步，英国信贷市场将加速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信贷机构可以更精准地评估客户信用状况，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英国更加注重绿色信贷和可持续发展，积极支持环保项目和企业。同时，政府也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信贷市场向绿色和可持续方向转型。普惠金融也是英国信贷市场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未来，信贷机构将更加注重服务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降低信贷门槛，提高金融服务的普及率和覆盖率。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英国信贷市场将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境信贷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拓展海外业务，提升国际竞争力。
——《欧美信贷市场再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况中世纪英国商业信贷活动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调整对台湾地区贸易信贷政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简述影响英国信贷市场的因素。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大致经历了世官制、客卿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五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尤以科举制最具制度理性。在封建社会，科举制是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更是封建王朝吸引人才充实政权的主要方式。随着中华文化圈的不断扩大，科举制度也影响了东亚、东南亚，甚至西方国家和地区。直至今天，世界各国的考试制度仍有科举制度的影子。
——摘编自李双壁《入仕之途—中西选官制度比较研究》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产生和形成起到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现代文官制度正是在借鉴中国古代科举制形式上，依据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客观发展需要建立起来的。但由于双方的历史背景的不同，科举制与西方文官制度也存在差异。科举考试的内容大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考试方式总体上来讲比较简单，规则和程序也较简单；西方的文官制度一般要分为笔试与口试两种，通过笔试可以达到测验个人文字、分析、思维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对于西方文官制度，各个国家基本上都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其实施过程中的正规性；科举制由于是服务于专制的政治体制，以皇权为中心，因此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人治化的内容，不利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科举制度下的官员考核和晋升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往往被个人的好恶、人情关系所替代，而不是以被考核者的能力评定的。文官制度对文官的考核、晋升也大多有一定的程序和途径，如考试晋升、考核晋升等方式。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中国古代先进的科举选官制度于近代落伍，及至清末废除。
——摘编自柯海丽《中西方选官制度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科举制相较于前四个阶段最具制度理性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中东西方两种制度的比较，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科举制于中国近代落伍的原因。
材料一 儒学的兴起，是有其必然之势的，并非偶然之事。因为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非儒家莫能为。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成童未几，安知儒学为何事？所以与其说汉武帝提倡儒学，倒不如说儒学在当时，自有兴盛之势，武帝特顺着潮流而行。
——摘编自吕思勉著《吕著中国通史》上册
材料二 宋王朝建立之后，对民间文化的发展、对经济事业、对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没有过多的干预，从而形成了一种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为士大夫参政议政和学术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说到宋代的学术成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新儒学”。其实新儒学并没有什么新的儒家经典，所谓“新”，是指它对既有儒家经典的新阐释。这样的新阐释，是建立在中唐以来学术发展的基础上的。在唐代，很多儒学家反对佛学的教义，但是整体来说，那个时候儒家的力量并不足以和佛学抗衡。而发展到宋代，以禅宗为代表的佛学思想，以及道家的一些观念，被儒家学者吸纳，融会贯通。一方面，儒、释、道之间有排斥、有辩驳；另一方面，也有吸纳。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的新儒学，其代表人物是格局更加宏大、知识更加渊博的一批精英人物。
——摘编自许宏、刘国忠等编著《中国通史大师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汉儒学出现“兴盛之势”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新儒学”形成的社会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