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寻找现代化出路的前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把反帝反封建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为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创设新的国家政权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大多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留学日本、英国、法国、俄国（苏联）等一国或者多国的背景，这对于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使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术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材料二 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就曾经提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向党的七大提交的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摘编自范希春《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与追求》
材料三 在1964年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强调“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材料四 1925年12月，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提出了“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而奋斗是我们党的基本任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战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苏联共产党人选择了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为了高速度地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计划管理体制、干部管理制度，等等。只是后来，苏联把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方针片面化、固定化、模式化，没有根据变化发展了的形势与条件及时做出调整。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财力和物力都是不充裕的，但依靠党的坚强领导，通过计划管理，较好地调动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用十几年的时间，跑完了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100年才走完的路程。
——摘编自杨德山《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和实践经验》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进行现代化探索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三、解释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认识不同的原因。
(3)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苏联工业化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简要说明材料中体现出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出现的问题带给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宋夏金元时期国家治理的新举措及特点。
材料一 中世纪不仅见证了欧洲经济的转型，也带来了欧洲文化的崛起，一种新的知识组织形式出现了——中世纪大学在欧洲基督教的怀抱中诞生，它不囿于基督教的教义传授，反而形成了求真和求善的大学精神。西欧中世纪大学从教皇或国王那里获得了包含种种特权的“特许状”，其中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是最核心的内容，即大学享有自主决定和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是具有一定自由度或独立性的高等教育教学机构。大学成为当时最具特权和声望的学术思想机构之一，为现代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与框架性的历史元素，为理解现代大学概念提供了源头性的诠释。
——摘编自孟倩《中国书院与西欧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历史社会学的视角》
材料二 18世纪后半期，人们相信，启蒙是对现有秩序的批判，并且认为通过启蒙，流行的愚蠢会被克服。在这种观点看来，有用的理论应该能先在实际事务中解决问题。大学和类似的机构要讲授的不应是形而上学和神学，而应是经济学、技术学、医学和自然科学这类的学科，实际操作的知识优于口耳相传的知识。在许多大学里，像这类学科，如法国的医学和自然科学，德国和意大利的财政学，苏格兰的道德哲学，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自然法学，都得到了加强或第一次开设。无需证明的信念和对权威的无条件顺从被放弃，学校越来越多地教育学生自己思考。
——摘编自赵敏《启蒙运动对18世纪欧洲大学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欧中世纪大学兴起的原因及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欧洲大学发展的特点及其社会背景。
材料一 明清市镇，作为周围乡民商贸的集散地以及地主乡绅居住的集中地。其中少数大镇的繁华必依赖丝、棉等跨地区的贸易发达而成气候，追究其原因，而该镇在商贸的技术、人才与管理方面具备的优势更为重要。例如经丝技术为南浔人所独创，对生丝、绸缎的鉴识，南浔、盛泽的牙人、牙商较之他地更为精明，以及若干公馆、会所以及商业组织的有力参与，等等。总之，事在人为，都是市场“物竞天择”的结果。明清市镇的形成往往是在离县城较远、数县交集的“两不管”地带率先出现；离县城较远，路途为河湖港汊分割，村落细碎成网，小市镇数量反而多起来。有些大市镇的发展，其经济实力远胜于县城， “一个湖州城，不及半个南浔镇”的民谚，妇孺皆知。
——摘编自《王家范谈明清江南的“市镇化”》
材料二 1983年，邓小平到苏州和无锡等地视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小康社会的现实样板。此后，政策进一步趋向积极。1984年，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到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四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独特的经营机制和产权结构使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优势，某些产品，国营企业生产亏损，乡镇企业生产却能盈利，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1987年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说：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摘编自《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背景及作用。
材料一 1864年，在华尔“洋枪队”的启发下，李鸿章决心创办江南制造局。在上海访购设备时，因丁日昌购下“修船之器甚多，造炮之器甚少”的旗记铁厂（美资）。江南制造局也开始了其轮船修造业务。在船舶修理方面，由于其官办性质，经费的拨给与其生产效益没有关系，使得修船费用高昂，修船周期漫长，在祥生船厂、耶松船厂等外资船厂面前毫无竞争力可言。这也导致北洋水师和轮船招商局的舰船宁可入洋坞修理。最终迫使造船业务从江南机器制造局独立，成立江南船坞。
——摘编自郑英杰《从“四局二坞”浅析晚清官办船舶工业未能发展的原因》
材料二 上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接管了江南造船所（原江南船坞），后更名为“江南造船厂”。20世纪50—60年代，江南造船厂造出我国第一艘03型潜艇（苏联技术转让）、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有困难找江南”成为了当时的俗语。改革开放以来，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中国江南巴拿马”型系列散货船，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租船市场上挂牌交易的品牌；液化气船更是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明星产品。在公务船领域，江南造船厂先后交付了“东方红3”号海洋综合科考船、 “雪龙2”号中国极地科考破冰船等，均处国际领先水平。2018年海上阅兵中的五分之一的舰艇也出自其手。 “十三五”期间，江南造船厂还整合资源成立了江南研究院，开启了以数字造船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
——摘编自余俊伟《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到“世界船坞”——江南造船厂的过去与现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江南机器制造局成立的历史背景，并分析该局造船业务未能获得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江南造船厂发展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江南造船厂从“江南机器制造局”到“世界船坞”转型的认识。
材料一 明朝万历年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此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西方开始迅猛发展，而中国尚处于蒙昧状态。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传播西方的天文、历法、地理和数学等科学知识，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传教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西学传入对中国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西方文化态度的转变及原因。
材料一 一组民族火柴业留下的商标——火花
材料二 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经济思想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它反映了那个时代转瞬即逝的现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但却是没有前途的经济奇迹。
——摘自【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1)根据材料一中的火花内容，分析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背景。
(2)说明材料二中“黄金时代”的具体时间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那个时代转瞬即逝”的因素有哪些?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秦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通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材料三 道德限制使宋代儒学家们的想象力和灵活性受到了限制，但通过他们直接和清晰的阐释，儒学还是回复到日常事物和私人生活中。它不仅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儒家哲学建构了一个强大的伦理道德架构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成员，但它还是给宋代的转型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宋代的转型是它有别于中国其他朝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儒学“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儒学地位变化的看法。
材料一 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名义进驻日本，其制定并实施了包括解除武装、惩办战犯等一整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如基本人权、议会制度、和平经济等，以清除军国主义对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大力压制体现军国主义及侵略精神的制度。……1948年10月，美国国家委员会通过《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主张美国政府缓和惩办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政策，复兴日本经济。美国政府接受了该建议，此后的日本顺利踏上了美国的同盟战车，逐渐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
——摘编自《中等大国的战略选择-以日本为例》
材料二 战后初期，按当时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看法，由人民民主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种人民民主道路基本上反映了东欧各国的实际，而且有很大的包容性，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经过政治经济改革，多种所有制并存且互相竞争，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权，团结了最大多数人。到1947年前后，东欧各国的经济已经达到或接近战前的水平，政治民主也呈现勃勃生机。然而，随着冷战的爆发，苏联迅速放弃了允许东欧国家自主探索民族化道路的政策，要求这些国家完全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
——摘编自《前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后初期日本改革的背景，并简析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后初期东欧人民民主道路的特点。
材料一 正是在葡萄牙东方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澳门从16世纪80年代进入了黄金时代。澳门是葡萄牙—印度—中国—日本贸易航线的重要枢纽。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并与中国建立正常贸易关系后，这条航线变得十分有利可图。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来安排在远东的贸易活动，每年五月至六月，他们乘坐由中国贸易舰队司令指挥的大帆船，顺着夏季的西南季风从果阿起航，装载着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等印度货物，以及原产美洲经里斯本运来的白银，在抵达澳门的一年里，把货物与白银换成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黄金以及铅、水银、糖、麝香、茯苓、棉纱等商品，到第二年初夏，乘着季风继续东航，进入日本长崎，把生丝、丝织品、棉布等中国商品以高昂的价格迅速脱手，然后装上日本白银及少量其他货物，乘着同年秋天的季风返回澳门。他们在澳门用日本的白银大批购买中国的生丝、丝织品、瓷器、黄金及其他货物，到第三年秋天，才乘着季风返回印度。
——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
材料二 抗战以后，政府在重庆相继设立了贸易调整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海关总税务司等外贸经营管理机构，制定了一系列战时贸易统制政策，推行国营外贸制度，统筹易货贸易，垄断指定外销农产品和特种矿产品的购销，及时调整进口商品结构，鼓励和疏导大宗必需品进口……如果说云南、广西的海关是国统区外贸的前沿的话，那么重庆则是它的后方供给地，因为重庆不但有充足的物资，而且处于西南国际交通路线的起点……抗战时期重庆外贸总值是大大地减少了。战前的1936年重庆进出口总值9135.7万元，到1945年下降到3187.4万元。
——周勇主编《重庆抗战史：1931～194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澳门在葡萄牙东方贸易航线中的地位，并分析“这条航线”的贸易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重庆对外贸易的基本状况，并分析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