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西汉时期，江陵（今湖北荆州）“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吴（今江苏苏州）“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番禺（今广东广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据此可知，该时期（       ）

A．南方已成为经济重心	B．海陆交通比较发达
C．专业化市镇蓬勃兴起	D．城市经济职能增强

2 . 作为早期国家的夏商周三代，仍维持着“天下万邦”的国家形态。国家的许多重要官职由一些氏族贵族世代承袭，国家军队由各主要酋邦的军队组成。这说明早期国家（       ）

A．带有较为浓厚的部族色彩	B．实行方国联盟管理制度
C．以分封制为基本治理方式	D．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统治

3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史家批评宋明以来空洞议论和肆意褒贬的治史学风，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作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大力提倡考据，史学形态又一次发生嬗变。在王鸣盛的史学观念中，考证史书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历史事实是否真实是作为治史原则提出的。这种理论认识的宗旨在于探求历史真相，只有弄清真实的历史事实，后人才可以从中明辨是非，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钱大昕主张史学的性质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而不在于书法褒贬和义理阐释。针对我国古代历史著作中大量存在的谬误，他对古代史籍进行考异、纠谬、辨伪、祛疑。

——摘编自罗炳良《中国传统史学形态嬗变与厌史知识社会功能转型》

材料二   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在他的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写道：“历史学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利于未来的职能。本书不敢企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只想表明实际发生了什么。即历史学首先要做到‘如实直书’。”兰克认为，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应该避免空想和逻辑的推导，趣味和文采让位于客观性。为了寻求历史的客观性，兰克发展了史料考证的方法，提出历史学家应该批判地考证史料并以此作为叙事的依据。在进行史学研究实践的过程中，兰克虽然强调历史的整体性，但他认为“历史告诉我们，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人类的思想……只有在伟大的民族的历史中形成”。

——摘编自江华《论西方传统史学的特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乾嘉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乾嘉史学与兰克史学产生的背景。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上述材料对史学研究的启示。

4 . 1912年3月，北京临时参议院在讨论制定国会组织及选举法大纲时，多数革命党议员主张依财产多寡和是否识字来限制选民选举权，不主张普选制。材料说明当时中国（       ）

A．三民主义思想遭到抵制	B．反对复辟政治斗争任务艰巨
C．民主政治建设面临困境	D．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5 . 清朝以来，晋商前赴后继，足迹遍布天山南北，为边疆人民带去了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独具特色的山西文化，闻名天下的山西汾酒、陈醋和面食深受边城百姓的喜爱。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

A．商人群体的壮大	B．商品经济的繁荣
C．地区发展的差异	D．边疆局势的稳定

6 . 宋人惯于在浅斟低唱中找寻心灵的慰藉，试图在书斋中修行以获得人生价值。这种经过敛缩后的社会现象和心理状态，便凝定为“平淡”这一特殊的审美概念。这一观念（       ）

A．服务于市民阶层的需要	B．践行了知行合一思想
C．顺应了文学世俗化趋势	D．与儒学修养理论相关

7 . 西汉末年，官僚、外戚经商成风。政府一度废除了盐铁专卖政策，而任商贾私营，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富商大贾，如大酒家赵君都、贾子光等称霸于长安，“二十年莫能擒讨”。这反映出当时（       ）

A．政府放弃重农抑商政策	B．豪强地主威胁政权稳定
C．国家统治基础发生变化	D．政府的社会控制力减弱

8 . 18世纪下半期，英国旅行家约翰·贝尔说道：“在17世纪，尤其是在18世纪，由于玉米充当了欧洲农民的主食，小麦就能提供大宗的商品粮。”这反映出玉米的传入（     ）

A．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	B．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C．推动了各地饮食结构的趋同	D．解决了世界性的饥饿问题

9 . 就1911年11月浙江光复以来基本可考的44个州县民事长的身份来看，由本县士绅担任的有19人，其中旧官僚15人，而革命党人当选的仅为2人，其余民事长身份不详。据此可推知，辛亥革命（     ）

A．属于自上而下的革命	B．潜伏着失败的危机
C．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D．遭到封建势力破坏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一边倒”外交政策给中国带来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向中国提供贷款、派遣专家、提供大量技术资料以及培养一大批建设人才等经济援助举措，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由于有苏联作后盾，新中国更拥有力量来消灭旧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遗产，并进行新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以应对来自国内外对中国革命的种种威胁。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以后，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关系迅猛发展。

——摘编自张梅红《浅析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党中央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首先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科学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同时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中国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

——摘编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