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世纪至18世纪末，罗明坚、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将大量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典籍转译为西文后传入欧洲。此举使中国儒家学说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并在欧洲兴起了百余年的“中国文化热”。18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百科全书派”主要成员霍尔巴赫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政治和道德相结合的国家，是以德治为基础的政府，欧洲政府当以中国为模范。启蒙时期的法国持霍尔巴赫观点的思想家很多，他们认为中国儒家“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应成为其学习的榜样，这也促使上述思想逐渐成为近代欧洲思想家追求并建立民主思想的渊源。

——摘编自周小欣、王丽娟、兰春《中国儒家典籍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   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序》中指出，中国要能够与泰西强国竞争，就必须“尽天下之民而智之”，使不同行业的人皆能人尽其才。按当时的发展趋势，中国将“非行西政不能活吾民，每一行省，非有精通西学数十人，必不能行西政”。按环球各国的大势看，“一人智而天下皆愚，能富强昔日之天下，决不能富强今日之天下”。他认为开启民智的根本措施是兴学校，其次是办报。此外，严复也将《国闻报》视为通上下、通中外的传播工具。“为各国并立之国，则尤以通外情为要务；昧于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籥（一种乐器）而以为日圆，若是者国必危。”

——摘编自李滨《戊戌时期西学东渐与改良派论报话语的新变》

材料一   进入20世纪后，国际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制度开始受到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破坏了国际法，使国际法面临严重危机。然而，国际法并没有消亡，它仍然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而继续发展。国际联盟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国际法院的诞生，这是国际司法制度的一种进步。开始出现的广泛强制仲裁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早在1920年，国联行政院的一个决议就表明，国联成员国中立的概念并不符合如下原则：所有成员国在实施针对盟约违反国的行动方面有合作的义务。1934年，国际法协会通过了《非战公约》的解释条款，并指出，在交战双方都违反该公约的情况下，可以免除中立国的传统法律义务。

——摘编自杨泽伟《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分期》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法，虽然规定了禁止侵略战争，但是它既没有设立有效防止战争的机制，也没有详细规定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责任。在二战进程中，同盟国开始着手制定追究侵略责任、严惩反和平罪行和战争罪行以及反人类罪行的规范，并建立实施了这些规范的机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组织的大量涌现，特别是联合国的成立，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得到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的普遍认同。由于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海洋法、航空法、空间法和国际人道法等方面的发展，传统战时中立的权限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些方面扩大了，而另外一些方面则受到了限制。与现代国际法中的《国际联盟盟约》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安全制度有了显著的进步。国际法院于1946年在海牙设立，国际法院的裁判实践，对国际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法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以来，国际法院的判决基本上反映了国际正义力量的主张，其咨询意见也常被当作国际法的权威解释广泛引用。

——摘编自杨泽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现代国际法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便提上了日程。公元前688年—前687年，秦武公在伐灭几个小领主国后，废除了盘踞在这些地域上的宗法世袭统治，设立了冀戎、杜、郑等几个县，并派出由君主委任的官吏进行管理。约公元前356年—前350年，秦国通过商鞅变法确立了县制。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在全国罢分封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体制。郡县制是秦朝统一后推行的地方行政制度，它改变了先秦时期的官吏世袭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基本取代了贵族政治。

——摘编自杨卓《浅谈我国秦代的地方行政制度》

材料二   中国从封邦建国的分封制迈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社会制度发展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汉朝建立的过程中，这些异姓诸侯王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于形势，刘邦只得采取暂时妥协的政策，在地方上推行郡国并行制。然而，自文景以来，尤其在汉武帝时期，诸侯王之势日衰，封国不断郡县化，郡国并行的地方政区制度趋向瓦解，实质上转变为单一的郡县制。至汉昭帝时，汉郡已达八十七个，而王国仅十七个，郡和王国在数量上的差距已相当大，加上诸侯王不得参与封国政事，汉代诸侯国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实现了郡县化，封国再也构不成威胁中央皇权的地方割据势力。

——摘编自库晓慧《从汉初郡国并行制的演变看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

材料一   从19世纪初海地宣布摆脱法国殖民统治开始至19世纪末，共有18个拉丁美洲国家取得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力量分布并不均匀，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国家在独立过程中，存在跨境互助的情况。这种区域主义的初步实践受到法国大革命精神的鼓舞和启蒙思想的指引，在玻利瓦尔、圣马丁等解放者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综合来看，在世界范围内，19世纪初的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不过却是一场自上而下、由精英所主导的革命，很大程度上并未改变当地社会结构，这一状况影响着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

材料二   19世纪独立的18个拉丁美洲国家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维琪《拉丁美洲泛美主义国际思潮的演进——文化与国际关系的视角》

材料三   20世纪60年代末智利的国民经济的命脉（铜和硝石的开采、加工与出口）完全被西方资本控制，美国资本的掌控尤其突出。1970年深受马克思主义、切·格瓦拉思想影响的左派阿连德当选总统，开始推行被称为“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规划，推动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土改、大搞国有化，将大量的资源分给穷人。阿连德政府的“社会主义之路”政策的实施在开始取得了一些不俗的成就，廉价住宅建设突飞猛进；失业率从1970年的8.3%下降到1971年的4%；在农村，当局两年内把属于大农庄主的500万公顷土地陆续分给无地农民；1971的工业增长达到12%。但虚假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危机，第二年生产就开始滑坡，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不满情绪随之增长。阿连德激进的改革措施导致了智利社会与政治的动荡。

——摘编自张金生、苗淑娟《阿连德的“社会主义之路”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