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粮食生产关系到国家兴衰，周宣王时，卿士虢文公提出“王事惟农是务”观点。战国时，商鞅把“耕织”视为本业，李悝鼓励人民“尽地力之教”来增加产量，为了保证物价的平稳，推行“善平籴”政策。《唐律疏议》规定：“诸仓库及积聚财物，安置不如法，若暴凉不以时，致有损败者，计所损败坐赃论。”

——摘编自吴宾等《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适应发展农村信贷事业的需要，中国农业银行应当积极做好农村的信贷工作”。2017年《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1994年国家颁布《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6年将“保障18亿亩耕地红线”写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此外，在粮食补贴、粮食购销储运等方面不断出台新举措。

——摘编自成开魁等《中国粮食安全百年变化历程》

材料一   他们虐待我们，不仅剥夺了我们应有的权力，而且使我们对公共事务一无所知。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掌管自己的内部事务，那么，我们一定会了解公共事务及其一套机构，我们一定也会享有个人的威望。美洲人在社会中只能当奴隶，最多也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消费者。连劳动也受到种种限制：不准生产西班牙王国所垄断的产品，不准建立西班牙本身所没有的工厂，连生活必需品的贸易都被西班牙人专门控制。在美洲各省之间设置了种种障碍，使省与省之间互不接触、不了解、不往来。我们的地只准种植蓝靛、谷物、咖啡、甘蔗、可可和棉花。

——摘编自西蒙·玻利瓦尔《牙买加来信》

材料二   尽管革命后拉美各国宪法均明确规定了选举程序和制度，但并未得到真正遵守。通过兵变等非宪法方式上台的做法十分普遍。如墨西哥在1824年~1848年期间，曾发生250次兵变，更换了31个总统。尽管各国均声称主权在民，但所谓的人民实际上只是极少数上层精英。各国宪法均将财产、教育程度、性别、种族作为政治参与的条件，政治体制的寡头特征十分突出。

——摘编自刘波《拉丁美洲政治发展进程研究》

材料一   在政府权力的制约方面，联邦宪法采用了在同一体制内对于政府权力进行两向分割，即对联邦和州政府的权力进行纵向分割，在联邦政府的层次上对中央政府的权力进行横向分割，这形成了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克服邦联体制下美国面临的社会危机，同时形成了新的国家体制。

——摘编自王希《原则与妥协》

材料二   政治制度必须适应国情，但另一方面，这种适应必须是一种动态的适应，即：政治制度必须随国情的变化而变化。国情是可以改造且需要改造，应当不断地改造国情，使之永远处于去劣存优的变化之中。对国情的这种改造其实是一种量的变化：当国情改变的量的积累最终导致质的变化时，政治制度就要随之发生变动以适应变化了的国情，如果政治制度不随国情的变化而变化，即使勉强建立，仍难以持久。

——摘编自檀江林、汪少波《理想的幻灭：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夭折与反思》

材料三   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处处提倡人性和人权，重新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他们认为人的情感和思想要摆脱神学的禁锢，尽可能走上一条自由发展之路。人文主义者指出天堂不在来世，而在现世。他们公开申明，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符合人性的要求。

——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二   路德的思想和教会成了自由的旗帜，因为路德的原则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牧师，他将直接与上帝沟通。这种开放的、可以按照自己心愿与神对话的信仰方式，使基督教徒获得了自由，特别容易在德国和欧洲流行开来。更为重要的是，新教置宗教和教会于政府行政和国家法律的掌管之下，从而消除了教会对于世俗权威的威胁，社会又恢复了它的秩序。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法】孟德斯鸠

通过理想的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东西是主权而不是政府，主权总是在人民这一边，因为人民实际上就是公民的集合体。

——【法】卢梭

材料一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国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军事情况，同时还带回大量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此后，汉武帝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打击了匈奴的势力，使亚洲中部地区恢复了和平。随着古代各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通道，在这些商路上交换的最主要的商品是来自中国的高质量的丝绸，历史学家把这些商路统称为“丝绸之路”。对商人和他们的商品来说，丝绸之路就是令人瞩目的高速公路。另外，商人、传教士和其他一些旅行者，带着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念和宗教信念来到远方。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材料二   两宋先后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12处设有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还制定舶市舶条法或市舶法，不许官员、权贵经营海外贸易、买舶商货物。进出口货物有400多种，进口商品有香科、珍珠、象牙、药材等，主要出口纺织品、金属及其制品、陶瓷品、茶叶等商品。外贸分官营与私营，以后者为主。

——摘编自齐涛主编《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一   英国慈善药房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8世纪英国城市人口的医疗需求急剧增长，但英国传统的医疗服务体系不能满足城市下层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此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英国城镇的大规模发展，成倍地增加了对健康的威胁。药房的兴起是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向医疗市场领域扩散的产物……与此同时，宣扬启蒙运动社会政治观的思想家们热衷于促进世俗福利、健康和国家财富，他们也非常重视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药房的出现既丰富了英国下层民众的医疗服务供给，也促进了英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元鹏成《论近代英国慈善药房的兴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建立了各级卫生行政组织。为了及早掌握疫情，建立了传染性疾病的疫情报告制度。针对各种传染病疫情，还积极开展防控工作，一方面构建完善的传染病防治网络，另一方面加强和改进传染病治疗技术方法，坚持专业防治与群防群治相结合。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防疫工作方式。饮水、食品、环境卫生等公共卫生事业，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是预防和控制疫病发生与流行的重要环节。为此，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的饮用水卫生安全，加强水源保护、水井改良和城乡饮水消毒工作。

——摘编自扶小兰《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医疗卫生事业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材料一   唐宋王朝的统治者对民族问题高度重视，但两个朝代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同，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中就可以看出。唐朝把少数民族当作亲人一样对待，在唐太宗的大一统思想中夷狄和汉族是平等的，唐王朝对归顺的蕃将信任有加，使其护卫禁宫，并与皇室通婚。而宋朝却恰恰相反，“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深入人心，虽然在名义上给予高官厚爵，但实际上还是防范少数民族。和亲政策必须要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因此和亲政策在唐朝的时候非常盛行，到了宋朝却没落。宋王朝对羁縻府州的控制力远不如唐王朝，只是名义上的敕封，只要在名义上向宋王朝臣服即可，没有实质性的管辖权。宋朝与唐朝相比有一些创新，比如用议和的手段和赏赐岁币的方式换取少数民族的称臣或停战，来得到暂时的安定。

---摘编自程陈《唐宋两朝民族政策的比较》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探索（部分）。

---摘编自雷振扬《中国特色民族政策与时俱进论》

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发展的一座高峰。

材料一：三省六部制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唐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职权的分配如下：中书省主管命令的拟定，经过画敕成为皇帝的命令后再送达门下省。门下省对每一道命令都有副署权，如果门下省不同意副署，中书省的命令就不能下达。诏书经过门下审核以后，送到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是最高权力执行机关，总揽六部。这样，在最高决策权和最高行政权之间形成了一种较为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材料二：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首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送进皇宫画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必得中书、门下两省共同认同，那道敕书才算合法。

材料三：唐代的皇帝多好书法。李渊在登基之前，便已认识欧阳询，很欣赏他的字。欧阳询初学王羲之的书法，后渐渐变体，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欧体。后世在科举取士中，常以欧体作为考卷的标准书体。朝廷选官时，“书法道美”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因此练字成了读书人的必修课，书法名家辈出。

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后直接授官，充分适应了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自东汉光武帝始，察举实施中“授试以职”，举主对秀才、孝廉先委以一定职务，以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举至中央。顺帝阳嘉元年考试经术笺奏，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环节，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材料二   唐代科举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允许自由报考，当时的取土原则兼顾着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善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唐代朝廷经常派遣监察官员或特使巡行各地，在视察地方政治的同时，监督校核官员课绩。宋代地方监司既管监察，又掌考课。宋代中央监察部门以整肃吏治为己任，也时常过问官员的善恶、能否。宋廷考察地方官吏时并不专一倚重地方监司，而经常是通过监司、御史台各自系统独立检举、相互核查。

——摘编自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