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在直隶唐山开平镇，“开平矿务局”诞生。1882年产煤38000吨，1898年达730000吨，不仅能供应轮船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企业使用，还有富余产量可以销售到市场，总资产已近白银600万两。

1899年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后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曾给自己取中文名“胡华”）被英国矿业投资公司毕威克一墨林公司派到中国工作，同时出任开平矿务局的技术顾问。1900年，英国人以“饲鸽传递消息，疑与拳匪相通”为由，抓捕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德国顾问德璀琳要求张翼任命自己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予以便利行事之权以便保全矿务局。随即，德璀琳以矿务局总代理身份同胡佛（墨林公司代表）签订了“租借”合约，签字时文本由“租”改为“卖”。内容为：开平矿务局所有之地产、码头、铁路、房屋、机器、货物，并所属、所受、执学或应享有之权利、利益，一并允准、转付、移交、过割与胡佛胡佛有权将其由此约所得的一切权利、资料、利益，转付、移交与开平有限公司（该公司由英国财团东方辛迪加投资公司组建），中国的开平矿务局归英国企业家所有。在屡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清政府派人赴伦敦劳伦斯法庭打了一场国际官司。清政府胜诉，但判决书“无法强制执行”

——秦秀梅《“开平”被卖；晚清的国资流失大案》

材料   世界现代化首先表现出巨大的共性，即相似性，是共性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但现代化在世界各地又有不同——道路不同，经历不同，模式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成功与失败不同，经验与教训不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可能表现，由于其文化背景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置身于其中的当事人不同，时代与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主观与客观的因素相互交织，就演绎了世界现代化的多种途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模式。模式既包括现代化的共同性，也包括现代化的特殊性。

——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

材料   1912年－1979年不同时期的对联

材料一：在雅典，官员“在任职前，其资格皆须先经审查”。以执政官为例，其资格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如果有问题提交法庭裁决，以确定其是否能够担任这个职务。执政官和将军“在每一主席团期中都举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们是否称职。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员，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的刑罚或罚金，但是如果无罪，他即复职”。每个官员在任职期满后，还要由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活动和帐目进行审查。

——摘编自于江《雅典民主制评析》

材料二：两汉时期，中央监察机构开始独立设置，并形成全方位监察体制，监察官员在皇帝领导下独立行使监察职能。地方监察机构实行中央垂直领导体制，与地方政府无隶属关系。汉武帝时期，每个州设刺史一名，专职监察地方，后来设立的司隶校尉负责京畿七郡的监察事宜，尔后逐渐设立十三部刺史。刺史最初由丞相府司直节制，武帝晚期至昭宣时期则逐渐转归御史府管辖，这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诸多事宜具体由御史中丞执掌。

——摘编自赵青娟《汉代监察制度运行机制研究》

材料一   书院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两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当时社会整体教育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宋人尤其是宋代理学士人对书院教育各项制度的建设也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宋代私立书院教师多由创立者自己或聘请有成就的平民学者出任，而公立的书院由朝廷任命有声望的官员士大夫出任。书院的主管者称为山长，在一些规模较大的书院，其下还有负责教学工作的“堂长"和“讲书""，及维持教学纪律的“堂正"和“学录”。南宋后期，官学化的书院对教师的选任更为严格，规定其必须是通过科举考试有出身的官员。……在书院讲学过程中理学思想体系也更加严密，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故南宋后期理学再次兴盛之时，其势力遂不可阻挡，从而成为南宋后期乃至明清官方的统治思想。

——摘编自王晓龙、司学红《宋代书院教育》

材料二   13世纪末，人们开始以一种新颖的主动的态度来探讨教育问题。经过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的洗礼以及欧洲各国世俗学校的普遍建立，学校培养人才的目的远远不限于神职人员，学校的课程设置相应进行了重大调整。……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教育理念的形成是对中世纪“一切为了上帝”的“以神为本"思想的批判与扬弃。……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把课程的重点由教材转向学生，主张学习者是教育的中心，强调课程的设计应完全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一切教育都必须以人为本，这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

——摘编自孙雪《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型——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教育观评析》

材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乡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梁漱溪将此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但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进而分析了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断……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

——据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及《梁漱溟全集》整理

材料

上图所示为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学界形容这一时期的中国具有"超稳定结构"并处于"高水平停滞"时期，并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的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上。

——据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整理

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不仅表现为对某一君主、某个朝代的认同，还表现为对超越朝代的具有历史文化延续性的通称——“中国”的认同。自称“中国”者不仅是那些汉人主导的政权，也包括众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材料一   契丹人受其先祖鲜卑人影响，建国之后，为了表明政权的合法性及其重要地位，自称“炎黄子孙”，开始以“中国”自居。同时，仍然称宋朝为“中国”。他们强调夷人懂礼即是“中国”，并不反对汉人懂礼也是“中国”。到辽圣宗（983—1031年在位）后期又自称“正统”。在自称“正统”的同时，仍然继续称宋朝是“中国”。

金人进入中原后，亦援引“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理论，自称“中国”，也没有将辽、宋排除在“中国”之外。辽金时期，实际上萌生了多元正统意识，即比较宽泛的“中国”意识，或称“大中国”意识。

——摘编自赵永春《10—13世纪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清代（1840年以前）在经济上比唐、宋、明都有较大的发展，在边疆版图、对外关系、文化思想等方面更为显著。但与同时期西方相比，发展相对缓慢，其原因主要在于传统的影响。总之，清代（1840年以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积极、消极并存。

——摘编自杜家骥《论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