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原因。(2)据材料二、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简评西方国家在殖民地的法治行为。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的法律文化外传过程有何显著不同。
材料 冷战后国际体系的重大演进
| 国际政治结构 | 国际政治结构中两极格局的瓦解和霸权争夺的消失，整个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在国际市场获得统一、资本技术可以更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得以充分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提升经济资源配置效率。 |
| 国际经济结构 | 国际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环境更加稳定，这为很多中小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经济合作选择，提高了它们从国际经济合作中获得合理收益的机会。 |
| 国际技术结构 | 国际技术结构的多样化与全球生产的扩展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讯技术飞速发展，使得全球各地的沟通和协调非常便捷，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生产并进而实现工业化提供了历史机遇和便捷途径。 |
——摘编自查晓刚《冷战后国际体系的演进与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
从材料中提取信息，拟定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成文）材料一：公元7世纪后，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气派空前的宽容和摄取，为唐朝呼唤来诗歌的辉煌巅峰。仅在清代所编的《全唐诗》中，就有作品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人二千三百余家，其中有帝王、士大夫、布衣、乞丐、僧道、少儿、妇女等各阶层。诗篇传诵于“士庶、僧徒”“牛童、马走之口”，题写于“墙壁之上”，吟诵于“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乃至谱写成流行歌曲。白居易言“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诗歌）耳”，指明了“有唐吟业之盛”的社会心理基础。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8世纪中期以后，阿拉伯人建立起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贸易与文化交流大发展。从中国学到的造纸术迅速传遍帝国各地，并随后传入西班牙。它从几大文明中心获得的极为丰富的遗产，帮助本国科学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就。例如，以“智慧之城”自誉的巴格达，拥有一批翻译家、一个图书馆、一座天文台和一所学校。翻译家翻译和研究波斯、印度、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天文台的工作不间断地延续了古人的天文观察，从而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们获得了约900年的记录，为他们的重大发现提供了依据。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据材料一，概括诗歌在唐朝发展到顶峰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时代背景。(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阿拉伯帝国对欧洲文明所发挥的作用。
材料一 十三世纪，蒙古贵族进行第三次西征，疆域在西边达到了黑海、叙利亚一带，出现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汗国。蒙古在各地建立完善的驿站制度，并派兵保护和维持交通秩序。从中国直到西欧，东、西方商使往来不绝。这时意大利的威尼斯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航运和贸易，威尼斯的势力范围和蒙古帝国衔接起来。公元1275年，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跟着父亲和叔父到达蒙古大汗驻所上都。此后的十七年间，马可·波罗一直在元朝供职。他除了在京城大都视事外，还经常奉大汗之命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作为一个见闻广博的旅行家，他留下了一部脍炙人口的游记。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兰大地图作为早期的世界地图，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都是取材于《马可·波罗行记》。
———摘编自余士雄《中西方历史上的友好使者——马可·波罗》
材料二 1275年左右，列班·扫马和弟子马可从元大都出发，沿着丝绸之路一路西行，经新疆和中亚诸国抵达巴格达。他们在伊利汗国停留数年后，专奉伊利汗国蒙古统治者阿鲁浑的旨意，代表蒙古帝国出使法国、英国和罗马。列班·扫马的西行不仅拜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增强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而且在罗马建立了中国与罗马教廷的联系，对东西方基督教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马可·波罗实现的是13世纪欧洲人的中国之行，那么列班·扫马实现的则是中国人的欧洲之行。列班·扫马的西行向欧洲透露了交好之心，从而架起了欧亚外交的桥梁，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西交流。作为最早游历西亚和欧洲的中国人，列班·扫马无愧于“中国的马可·波罗”之美誉。
——摘编自热依汗·卡德尔《列班·扫马的丝路之行》
(1)根据材料一，概括马可·波罗东来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简述列班·扫马西行的主要活动。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马可·波罗东来和列班·扫马西行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16世纪，西式建筑在中国出现，多集中于澳门，主要由传教士和殖民商人修建。18世纪，由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设计，中国工匠精心修建的圆明园分园——长春园的欧式宫殿，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光辉典范。鸦片战争后，西式建筑作为工业文明的体现，开始大量传入中国，给国人巨大的思想冲击，如康有为见识了香港西式建筑林立、街路整齐后，认为西人治国有方，进而摒弃了“西人为古之夷狄”的看法。20世纪上半叶、西式.建筑规模进一步扩大，如上海国际饭店高达24层。另外，资政院、教堂、医院等建筑也一改中国传统建筑.“城高池深”的特点，体现了某些近代社会的气息。
——摘编自田毅鹏《西式建筑进入中国的沧桑往事》
材料二 早在秦汉时期，西方就通过陆路交通，从中国瓷器、漆器等商品上的建筑、风景图案信息来猜想推测中国园林。16世纪末开始，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中对中国园林的记录让西方全新认知了中国园林，如《张诚日记》认为中国屋宇、花园的美在于布置得宜和对自然的模仿。18世纪，传教士马国贤、王致诚分别将《避暑山庄图咏》《圆明园图咏》传到西方，让西方对中国园林的了解进入到图像时代。受中国园林艺术影响，英国率先在西方兴建了以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为特征的自然风景园。
——摘编自李晓丹《17—18世纪中西建筑文化交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后西式建筑大量传入中国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式建筑风格东渐和中国园林艺术西传的不同。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所谓“富民”阶层，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没有政治特权，依然属于“民”的范畴。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宋朝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户等制而实现，而乡村组织一级头目基本都是由户等靠前的富民群体来担任，“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仓廪足而知礼节”，在财富上具有优势的富民阶层，日益重视自身文化的发展，他们通过鼓励弟子读书入仕、积极兴办乡村教育等行动，推动教育在乡村的发展。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憬《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等
材料二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明清“市民社会”说，认为明清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股新生的力量，或能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的桎梏，走向新的变革时代。其实，从诸多证据看来，明清“富户”“士绅”并非“市民”而是“富民”。明清时期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经济实力大大加强，但是他们的经营活动总体上来看仍然是传统型的，只能归结为对宋元商业的扩张型发展。在追求自身财富的过程中，富民阶层作为社会的动力层，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富民将其财富资本有效地转化为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富民士绅化。统治阶层深刻地认识到士绅阶层在乡村社会的重要性，极力利用富民来进行社会秩序控制，重构和强化了富民作为社会中间层所发挥的作用。乡约、社学是明中叶以后广泛发展起来的基层教化组织，是乡绅施展其社会影响力的舞台，政府虽然不在场，但是国家的影子无处不在，国家意志时时刻刻规范着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摘编自林文勋、张锦鹏《“市民社会”抑或“富民社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富民”阶层在乡村的社会角色，并分析其崛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社会仍然是“富民社会”的理由。
材料一：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徽州创建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此后，这种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徽州书院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地方官员牵头，民间助资兴建；世家望族为方便族中子弟就读、培养士子业儒入仕举办的各种家族式书院；徽州理学家因讲学和传播理学需要，由讲学者本人或其弟子所创办的书院。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1246年创建以来，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书院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
——摘编自姚辉《徽州书院教育研究》
材料二：1898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但它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含法律学)、地理学、农学等共10门课程，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京师大学堂中科学课程的教学比较注重实验和观察等科学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于实际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学堂于1907年成立了“博物品实习科”,教学使用的模型、标本和图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从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直至行为方式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了早期的科学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在传递和运用科学知识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徽州地区书院教育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宋代书院教育相比，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实施的背景。
材料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地图上画长城现在已经无法确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最早标有长城的地图是宋代的。学者研究发现宋代并不是一个修筑长城和利用长城进行军事防御的朝代，但宋人却认真地在许多全国性舆图上都画上了长城。今天苏州碑刻博物馆藏有一块宋代图碑，上刻《地理图》一幅，图中就有长城。值得注意的是图下部的跋文说道：“中原土壤北属幽燕以长城为境，旧矣。至五代时，石敬塘弃十六州之地以赂契丹，而幽蓟朔易之境不复为吾有者三百余年。”长城虽不是边境，但长城的意义本是阻抗北方民族的南下，所以图的编制者仍画上实际上不起作用的长城以求理念上的不败。此幅地图的编制有当年的时代意义，如跋文的最后一句话所言：“庶几观者亦有所感发焉”。所谓观者的“感发”就是感怀华夏北方领土的失弃。
——摘编自唐晓峰《宋代地图上的长城》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在地图上标注长城的原因。(2)据材料，概括指出地图在宋代国家治理中发挥的功能。
材料 19世纪70年代初，法国普遍流行一种说法：“是德国小学教师战胜了或者帮助战胜了法国军队”。共和派在执掌政权后，把教育改革作为优先关注的重要任务之一。教育部长费里改组了国民教育最高委员会，将教会人士从教育领导机构中排挤出去，同时整顿和改编学校的教职人员，驱逐耶稣会教师。同时大力培养小学教师，小学的课堂中，过去神父们口中的圣徒历史被如今教师们所教的共和国的神圣历史所取代了。中小学增设了道德与公民教育课，大批知名人士，包括教育家、哲学家和参议员，参与了爱国主义教材的编写工作。此外，通过实物教学和旅游、激发少年儿童的爱国热情。如在教室的墙上张贴被普鲁士夺去的阿尔萨斯、洛林两省的地图。19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大力兴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兴办各种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兴工科院校，如南锡化工学院和格勒诺布尔电工学院。
——摘编自董小燕《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教育与现代化》等
(1)根据材料，概括19世纪后期法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19世纪后期法国教育改革。
材料 许衡（1209年5月8日—1281年3月23日）,字仲平，号鲁斋，世称“鲁斋先生”。金末元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许衡的教育思想，是以道德教育为主的，在他的著作中，反复论述道德教育目的就在于“明伦”,指出“明人伦”是维系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的基础。他推崇朱熹关于“小学’、“大学”为学之序的思想，认为教育当自小学为始，按照先四书后六经的顺序为学。各有其用，缺一不可。许衡还论述了学校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了学校的目的在于“教”与“学”;反对以往的科举取士之法，认为学校教育当看重“实”,而非以功利诱人，教与学的目的，是能够有助于社稷民生。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与自身修养的提高，更关系到对国家、君主的态度，定了教育在国家社稷、民生治理等方面的地位和影响。
——摘编自刘德华《许衡文化：从<鲁斋遗书>论中外教育名家许衡的教育思想》等
(1)根据材料，概括元代教育家许衡的教育思想。(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元代教育家许衡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