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中期，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国君对各级官吏的报酬，一般已不采用分封土地的办法，而是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俸禄，有时赏给部分钱币或黄金。以官位的高低定俸禄的多少。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除皇帝世袭、皇族按其与皇帝亲疏分别享有高卑不等的爵禄特权外，广大的官僚，则是皇帝按其统治的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从贵族、平民中选拔出来，任以职位，颁给俸禄。职官不能世袭，俸禄随任免而给除。这种任职获禄，对官僚而言，实际上只是其为皇帝进行统治所付出的劳绩心力的一种物质报酬。
——摘编自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
材料二 古代官史俸禄表。
| 唐代 | 大致有禄米、俸钱、职田和禄力等项。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基本实行年禄、月俸双轨制，年禄给粮食，月俸主要给铜钱；后期基本上只实行月俸制。月俸虽仍以钱计算，但在支付时，常以谷帛等实物充给。 |
| 宋代 | 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大类。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俸钱按月支给，自使相40万文，下至郢、唐、复州内品300文；衣赐按年颁给绫、绢、布匹；禄粟月给，使相200石，至入内班官1石。加俸主要有职钱和随从衣粮、餐钱等。 |
| 明代 | 由实物、货币和土地三部分组成。以洪武二十年（1387年）所定岁禄为“定例”，正一品岁禄米1044石，月给87石；从九品岁禄米60石，月给5石。岁禄本色虽以米计，但发放时却或以钞折米，或以绢折米，且京官与外官有别。至明中期，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本色”（岁俸米）又分月米、折绢米和折银米，月米不分官品，每员1石；折绢米绢1匹当银6钱；折银米银6钱，5分折米1石。“折色”仍以石计量，又分折银与折钞，各有不同的折算标准。 |
| 清代 | 俸禄的支给，虽说是“银米兼支”，但主要以支银为主。俸禄的支给标准，也主要以银两来衡定。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俸禄制度产生的原因，并对俸禄制度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宋以来俸禄发放标准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俸禄发放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有许多救助、济贫的思想，以国家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最为有名。《礼记》曰：“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先秦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助的始源，奠定了中华民族救济的实践基础，如齐桓公时期采用的“赈孤寡，收贫病”。汉朝为穷人设立了专门的收容机关。唐宋时期，出现专门救助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机构。元明清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济的措施得以完备，出现了“问责”条文，民间救助得以发展。元明两代以养济院为主，另外还设安乐堂、栖流所、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
——摘编自诸葛至辉等《浅议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亿多，贫困发生率下降为5.7%，实现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截至2015年年底，减少到了5575万人。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逐年提高，贫困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绝对贫困”问题减少了，“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显著。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工作手段和方法已不适应中国新时期的扶贫要求，要打破禁锢思维，寻找新的突破口，就需要建立新的扶贫工作体系，而精准的贫困人口“进入-退出”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济贫实践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成就的原因。
材料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字改革运动，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从运动的整体情形看，它实际包含四项内容：施行汉语拼音、使用简化字、写白话文、推广普通话。四项中的每一项，又可以单独构成一场运动，四项内容在实际运动中往往结合在一起。运动大体以辛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文字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文学革命的框架内，借着五四运动的强大气流，迅速升腾为席卷全社会的潮流。“五四”后的文字改革运动，不但得到了北洋及国民政府的认可，而且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与弘扬。整场文字改革运动，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书同文、语同音”的目标。文字改革运动将汉字改造成为了一套科学符号，使其真正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掌握，堪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大盛事。
——摘编自李洪岩《浅议近代的文字改革运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特点。
材料一 宋代的铸钱量比唐代大为增加，可是因为商业发达，流通量大增，货币仍感不足，于是又在一些地区发行铁币。铁币价轻体重，每千文重达25斤，携带十分不便。四川大商人就联合发行一种纸币，称作交子，也是在一地交钱后到另一地取钱。不久交子改由政府发行，并设立了机构管理，交子遂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流通纸币。南宋时又在湖广地区发行会子，与交子共同使用。最初交子、会子发行量有所控制，币值稳定而有信用，可以随时兑换成铜币，所以起了很好的作用。但后来政府因财政困难，大量发行纸币以弥补亏空，于是纸币严重贬值，导致南宋经济混乱，加速了它的灭亡。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统观元代币制，经过三次改革，却始终在于推行纸币制度。除少数边陲如云南尚使用实物货币及贝币外，全国通行，基本上达到全国的货币统一。元朝最初发行纸钞的二十余年间，尚能维持其相对稳定，此后由于巨额的军队供养，宫廷开支和军功评赐等，致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半年用尽，这就不能不乞救于纸钞的发行。同时连年征战，经济停滞，纸币的通货膨胀，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必然现象而已。
——摘编自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朝交子出现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纸币发行流通的影响。(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元朝纸币发行流通的不同特点。
材料一 “国民”的概念是19世纪末随着“兴民权”口号的提出而在中国出现的。189C华梁启超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指出：“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挥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卖国衣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他进而还说：“人群之初级也，有部民而无国民，由部民而进为国民，此兰野所由分也。部民与国民之异安在？曰：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题、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这就给“国民”这一概念赋予了鲜明的近代意识。
——摘编自沙磊《论梁启超的“国民死”》
材料二 毛泽东“人民”概念不同时期的内涵
| 时间 | 著作 | 内涵 |
| 1926年 |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概念的范畴 |
| 1935年 |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 一切坚持抗战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属于“人民”概念的范畴 |
| 1949年 | 《论人民民主专政》 | 人民的范围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除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
| 1957年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
——摘编自史坤坤《毛泽东“人民”概念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国民观”的内涵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梁启超的“国民观”相比，毛泽东“人民观”的主要特征，并简析其意义。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宽扬中国历史“停滞论”，这种理论以西方为标尺衡量中国历史进程，认为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催化作用，中国根本无力产生近代性变化。如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秋泽修二鼓吹“中国社会亚细亚的停滞性”，宣扬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是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要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必须打破循环，中国自身没有这种能力，只有依靠外力才能实现。
——摘编自赵庆云《中国历史“停滞论”辨析》
提取材料中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评析。（要求：紧扣材料信息和主题，逻辑严谨，论证全面，表述成文）材料一 汉民族主义是王夫之思想体系中尤为重要的部分.他认为、忠于割据之主是一人之义；忠于天下之主是一时之义；维护民族利益则是古今通义。若一时之义与古今通义相冲突，应抛弃君臣名分，维护本民族利益。
——摘编自陈仁鹏《论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近代嬗变》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蚕食传统文化的阵地。这种文化侵略行为，使向来有着文化优越感的封建士大夫们尤为反感。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正迎合了士大夫们的心声，他用维护“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的文化民族主义来口诛笔伐，以图匡正秩序尊卑。
——摘编自文瑶、潘新辉《王夫之民族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
材料三 中国需要一种包含着巨大内在张力的普世民族主义，它必须既是民族的，以便实现国家的动员与组织，应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又应该是超越民族的、打开世界视野，从世界历史意义来理解中国……于是共产主义成为中国达致普世民族主义的必要精神介质，进一步，抗日战争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各种努力与民族救亡嵌合在一起。
——摘编自施展《枢纽》
(1)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材料一、二、三所反映时代的思想特征及其政治背景。(2)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材料中“汉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普世民族主义”的内涵及其意义。
材料：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无形”资源，政党形象既是一个政党性质、宗旨、纲领、历史使命的外在展现，也是政党的重要政治资本和政治软实力，并与自身政治活动与执政事业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风雨，一个“大党”的形象终于在历史淬炼与时代呼唤中跃然而出。回顾“大党”形象塑造的百年历程，既有历经生死考验的革命者与正义者的形象，也有在弱贫中突围的建设者与改革者形象，更有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引领者形象。这些形象贯穿于党的百年发展历程，犹如高高扬起的精神旗帜，始终引领着中国前进的方向，凝聚着伟大的力量。
——摘编自王强《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百年历程与现实启示》
根据材料，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相关知识，围绕“中国共产党形象”这一主题，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达清晰。)材料一：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徽州创建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此后，这种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徽州书院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地方官员牵头，民间助资兴建；世家望族为方便族中子弟就读、培养士子业儒入仕举办的各种家族式书院；徽州理学家因讲学和传播理学需要，由讲学者本人或其弟子所创办的书院。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1246年创建以来，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书院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
——摘编自姚辉《徽州书院教育研究》
材料二：1898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但它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含法律学)、地理学、农学等共10门课程，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京师大学堂中科学课程的教学比较注重实验和观察等科学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于实际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学堂于1907年成立了“博物品实习科”,教学使用的模型、标本和图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从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直至行为方式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了早期的科学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在传递和运用科学知识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徽州地区书院教育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宋代书院教育相比，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实施的背景。
材料一 1902年到1906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写了《新民说》。在书中梁启超认为一个人应该公德和私德兼备，传统的儒家伦理主要是在私德上着力，导致国民缺乏公德，而公德是国家所赖以成立的根本因素。梁启超特别反对中国传统所提倡的宽柔以教、以德报怨的妥协主义，这将会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1919年梁启超在游历欧洲的时候写下了《欧游心影录》。在文中他认为由科学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并没有给人带来预想中的幸福，反而导致了精神的迷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文化上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存有敬意，并融合中西方文明，建立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梁启超他还认为竞争和强者的权利会导致社会的不公，要用互助主义来补救，中国古代就有丰富的互助精神。
——摘编自干春松《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儒学的现代转化上取得新的进展。从80年代起，海外现代新儒学的学术成果被陆续介绍到大陆，助推了大陆的“儒学”热。学术界开始重新正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传统文化寻找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民族复兴必然带来文化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摘编自郭瑞《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新民说》和《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儒学认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改革开放后儒学发展的特点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