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以前，曼彻斯特是一个教区小镇，人口很少。从18世纪60年代起，以机器生产为主的纺纱业和织布业在曼彻斯特及其周围地区发展起来以后，把周围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吸引过去。1760年，曼彻斯特开凿了通向附近煤区沃斯利的运河。1825年，连接曼彻斯特和斯托克顿的铁路通车。1830年，又建成通往港口城市利物浦的铁路。与纺织业有关的其他制造业和服务业随之发展起来。其人口从18世纪20年代的1.2万人猛增到1841年的40万人，跻身全国大城市之列。城市建筑沿着公路向周围延伸，把附近的奥尔德姆、阿什顿安德莱恩、海德、杜肯菲尔德等城镇连接起来。1851年，曼彻斯特成了拥有106.3万人口的集合城市。

——摘编自俞金尧《城市发展与经济变革》

材料二   1998~2008年曼彻斯特市就业结构变化

——摘编自曹晟等《英国传统工业城市的转型：曼彻斯特的经验》

材料一   龙图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经过了以下演进历程（如下表）

——整理自汪田明《中国龙的图像研究》等

材料二   清末龙图像平民化越来越明显，龙的贵贱等级意义渐失，越来越浓厚的吉祥意蕴长存，更多地体现出生活化的气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有“龙凤呈祥”“趋吉避凶”“飞黄腾达”之意。1866年清政府首次派出以斌椿为首的考察团游历欧洲，考察团的小轮上悬挂有黄龙旗，并将其作为清国的标识。1888年9月30日，清政府编写《北洋海军章程》，首次在清国正式文件中将黄龙旗称作“国旗”。此后，长方形的黄龙旗代替以前的三角龙旗，在全国、各驻外使馆和华侨中作为清朝“国旗”悬挂。这一时期，黄龙旗在民间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展，民间悬挂“国旗”的意义逐渐突破以往彰显皇家权威的政治性节日的范围。

——摘编自周游《黄龙旗与现代国家想象：晚清的“国旗”、象征与民族主义》等

材料一   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正式提出废除势力范围、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等外人在华特权，中国国内不同的政治力量也力主废除不平等条约。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号召“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政策，中国民众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解放日报》社论强调，治外法权的废止使中国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

——摘编自金光耀《民国外交史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

材料二   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年4月30日）

材料一   江南地区从宋朝大规模开发之后，苏州的市镇从明中期的102个到清末已经发展到264个，松江在同时期从59个增加到369个。清末之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对江南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南地区通过上海与国际市场联系，棉花、生丝成为江南地区出口国际市场的主要产品，农产品商品化的加深，使乡村经济商业化程度更高。棉花、桑蚕也成为乡村中的主要产业。这一时期近代工商业也在市镇和乡村中兴起，无锡的缫丝厂从“1919—1931年的短短12年间新建了41个丝厂，比1904—1918年建10个厂猛增了4倍多”。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加强了乡村对市镇、城市的依附地位。然而，20世纪30年代之后，“无锡全县桑田面积也急剧减少，由1930年的251037亩，骤降至1931年的150000亩，减少了40.25％”。

——摘编自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

材料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有效的政权推动下，开始对江南乡村的改造。中国传统的家庭、家族生活结构被人民公社的合作社所取代，高度统一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农民思想的高度统一。1978年之后的乡村改革，土地重新回到农民自己手中，家庭开始重新作为生产、生活的单位，也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江南乡村发达的在20世纪50年代被禁止的私营工商业开始复苏，乡村工业的繁荣，使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

——摘编自郭伟平《明清以来江南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与民间文化信仰研究》

材料一   太平天国以前，清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达到了53.4万。按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的统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1905年晚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废除科举的同时，清廷出台了一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

这一善后政策被付诸实施后，导致自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因为优先录用的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材料二   废除科举之后，作为清廷统治基础之一的士绅群体并未消失，他们中的有力量者集中转移到了各省咨议局当中。咨议局对应的是议会，是民权。惟有民权在制度上得到扩张，咨议局议员们的新时代身份才会具备价值。所以，自1908年开始，在各省咨议局的策划下，这些已完成身份转型的士绅，连续发起了四次全国性的请开国会运动。然而，清廷却不愿将民权落实到咨议局，朝廷谕旨对咨议局的定性很明确，是“仅为一省言论之汇归”——咨议局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监督权，只有发牢骚之权。矛盾便由此而生：只有在民权体制下，这些由举人、贡生和秀才转型为议员的士绅们，才能为自己的新身份找到对应的权利，以维系对应的社会地位。但清廷却坚持要以《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来巩固并扩张君权，坚持停留在皇权时代。清廷的制度转型与士绅的身份转型背道而驰，士绅们在辛亥年抛弃清廷，可谓顺理成章之事。

——摘编自陈丽君、杨宇《近代乡绅基层整合功能的转换及其制度逻辑—基于绅权制衡机制演变的考察》

材料   自明中后期始，受经济思想领域新变化的影响，反传统、反封建的早期启蒙思潮在高度的专制压迫中蔚为风尚，例如“异端之尤”李贽等对孔孟教条的否定，对封建独断论的批判都是空前的；“左派”的泰州学派王学提倡的平民主义思想也是前所未有的。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等，更从不同侧面对宋明理学，乃至君主专制作了深刻批判。在文学领域，明中期，新兴文学的兴起，不仅在形式上超过“台阁体”文学和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学复古思潮，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冲破封建伦理的束缚，实现个性解放的文学魅力。从“童心说”到公安派的“独抒性灵”，再到“三言”“二拍”“四大名著”等，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封建制度的弊端，正因如此，这一时期被学界比作先秦的诸子百家，甚至被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

——摘编自展龙《明清文化特征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