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初，高祖刘邦鉴于“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形成了中央政府与分封诸侯之间本弱末强、尾大不掉的政治态势。文帝时，贾谊上《治安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后为文帝采纳，分齐地为六国，分淮南王地为三国。景帝即位后，晁错力主“削藩”：“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晁错建议，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景帝三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等七国诸侯王相互勾结，以清君侧为借口，公开举兵叛乱。景帝因听信袁盎进言，误杀了晁错。三个月后，七国叛乱平定。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景帝削藩政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汉景帝的削藩政策。
东印度公司"东印度"是对包括今天的印度、印尼、缅甸等国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通称。17至19世纪，英国、荷兰、瑞典等国都曾成立过东印度公司。
材料一 （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具有法人和政治地位的团体，在任何时候都是以伦敦公司和印度总督的名义在印度群岛进行贸易。他们及其后继者在法律上都有权拥有、购买、接收和保留土地、租金、特权、自由、管辖权、特许经营权以及任何种类的财产继承权。
东印度公司及其后继者有权在15年的任期内，享有完全独占东印度贸易的自由和特权，可以自由在东印度的所有岛屿、港口、城市、城镇进行贸易。
——摘译自《伊丽莎白女王授予东印度公司的特许证》（1600年12月31日）
材料二 瑞典东印度公司于1732年成立。同年派出第艘商船前往广州从事对华贸易。船上首席大班科林·坎贝尔同时兼任瑞典国干派往中国的全权代表。坎贝尔的日记记录了在广州贸易期间的所有事务。以下是其日记摘录∶当欧洲商人行事与中国法律或者官员命令相违背，中国官府不会顾及其身份，不管是官员还是水手。中国官员很快就找到他所属船只的大班，迫使他们交一笔钱财抵罪，否则就会把他们赶出商馆或者关入监牢，直至支付了这笔费用。如果他们无法顺利联络到大班的话，中国官员们也有更常用的办法。即逼迫船的保商支付这笔钱，否则把保商关到监牢里，直到给了钱为止。
材料三 约翰·密尔是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1823—1858年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后期随着职位跃升，他一度制定和决策了殖民地印度的相关政策。密尔认为印度处于文明发展的较低阶段，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更多的善；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比所有印度人自己的政府要好的多。
——耿兆锐《约翰·密尔与英国东印度公司》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说明英王授予东印度公司特许证的背景。
(2)提取材料二相关信息，说明科林·坎贝尔的日记对研究18世纪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史料价值。
(3)你如何看待约翰·密尔对东印度公司殖民统治的评价？
材料一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遵循“存要去闲，并小去大”的原则，废除了“郡”级建制，全国实行州、县两级制，隋炀帝时期，又改为郡、县两级制。李渊建唐后，为赢得民心，恢复了隋文帝时期实行的州、县两级制。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并派遣使者对各州县官员进行监察，但是这些使者仅为临时任命的，巡察结束回京后职务即刻就被解除。“道”仅是唐为加强中央集权而设立的虚拟机构，没有固定治所，因此不是固定机构。安史之乱后，掌管兵权的节度使开始作为地方行政长官，节度使的辖区叫“道”。自此，道成了州上面的一级行政单位，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域制度由此形成。
——摘编自朱亮《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域制度的变迁》
材料二 宋代三级地方行政区划，首为路，初期有15路，最多时发展到26路；路下设府、州、军、监（宋初惩唐五代节镇之祸，收回节度使的兵权，由中央直接统领府、州、军、监），府是皇帝即位前居住或任职的州以及京都、陪都所在地，军是冲要之地，监是有矿产之地，府、军、监与州的级别相同，宋全盛时有4京府、30普通府、254州、63监；再下是县，全盛时有1234个县。这个时期县以下都设有乡、里基层行政组织，其划分主要以户口多少为标准。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隋唐时期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三级行政区划细化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演变的认识。
材料一 远古时代，先民一般利用天然河水、湖水或泉水维持生计。夏商周时期，人类活动区域不断扩大，在无天然河湖可资利用的地方，只好开泉、凿井取水。秦汉以后，随着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对生活用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井、泉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统治者不得不开发水源，修渠引水，以解决城镇居民的用水问题。汉武帝元狩三年修昆明池，并引池水入汉都长安，供居民使用。隋唐长安有比较完备的供水系统，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分别从东、南两个方向进城，与城中众多的水井相辅相成，共同解决城市生活用水及环境用水问题。唐代以后，宋元明清诸代在大中型城市中也普遍建有供水设施。
——摘编自王双怀《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及其特征》
材料二 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影响下，各地沿海通商口岸如天津、上海先后建设了城市自来水供水系统。20世纪初，北京供水不足问题进一步引起各方人士重视。1908年北京连续发生火灾，清廷寻求防火方法，袁世凯称自来水为解决之道并获得政府支持。因国力衰微，政府财政状况捉襟见肘，自来水公司只得采取招商集股的方式筹集资金，随后发行300万元股票。又因技术落后无力自产，供水设备只得向外国购买，但外国公司只计自身利益，对中国的自来水系统建设不负责任，建设过程很快出了问题。在铺设安装水管时，部分宗室以管线可能会经过其祖坟为理由阻挠，甚至将官司打到了宗人府。
——摘编自张凯昭《民生之首：清末民初北京的自来水系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中国古代城市供水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影响近代中国城市自来水系统建设的因素。
材料 早在1955年，新加坡政府实施了《中央公积金法令》和中央公积金制度，公积金制度在法令的规范下有条不紊地施行，成功解决了国民养老、住房、医疗等社会难题，是发展中国家探索出的一种迥异于福利国家模式和传统社会保险模式的社会保障模式。新加坡要求国民充分履行对家庭和社会应尽的义务，鼓励家庭成员集合资源照顾子女和奉养父母，互助共济。这一理念充分反映在中央公积金制度中。
日本是一个发达资太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亚洲国家中保障制度比较完备、保障水平较高的国家。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涉及诸如雇佣失业保险、劳动者灾害保险、儿童福祉、障碍者福祉、母子福祉、老人福祉等40多项内容。新《国民健康保险法》《国民年金保险法》使日本在1961年实现了“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的目标。日本国宪法规定，直系血统、兄弟姐妹、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这一思想和原则也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之中。
——摘编自郭伟伟《亚洲国家和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1)据材料，概括新加坡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同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原因。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中外很多城市留下了辛亥革命的足迹，如图展示了其中的几个城市。
材料二
材料三 1915年袁世凯称帝之后，云南宣布独立讨袁，昆明“全城悬旗结彩，爆竹之声不绝于耳，士兵则欢声雷动……”。1917年张勋复辟消息传出，“普天同愤”……各省军民，“来电反对，高可盈尺”。各地拒挂龙旗，上海“一体悬挂国旗三日，以表拥护共和，尊重民国之决心”。
——摘编自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等
材料四 不缠足观念为妇女接受，至民国初年，“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已裹的放掉，已经裹小的也放大，社会上很自然地一致认定，民国纪元以后生下的女儿一概不裹脚”。
——摘编自黄炎培《我亲自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
(1)分别指出材料一中3个城市在辛亥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为“？”处自选一个城市，并说明理由。
(2)根据材料二、三、四，概括辛亥革命的影响。
材料一 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前德而后刑”“大德而小刑”。这要求统治者“劝农事，勿夺民时”，采用“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从而达到“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是出于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他拉近了儒家思想与现实的距离。
——摘编自赵瑞军《董仲舒民本思想研究》
材料二 顾炎武在总结与反思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别具特色的民本思想。他区别了亡国与亡天下后，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还指出“合天下之生员”“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并建议“用辟举之法”“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在他看来，“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并提出了“疾耕”与“通商”并重的主张。这些思想反映了明末以来社会各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摘编自刘帅《顾炎武民本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董仲舒相比，顾炎武民本思想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材料 中国封建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与开发肇始于秦。秦惠文王赢驷灭蜀后，就以蜀为基地，开始经营西南夷。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发西南夷。除了开发交通以外，秦王朝还在西南夷部分地区设立了郡县，“诸此国颇置吏焉”，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经过26年的锐意经营，汉武帝在广大西南夷地区先后建立了十七个郡，对当地的治理是通过部族长实行间接统治，即所谓“羁縻之治”。汉代这些富于开创性的民族治理方略，不仅推动了南方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促进祖国西南边疆的统一，加强汉族与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交往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龚德全《秦汉时期“西南夷”社会的历史状况及其开发》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武帝经营西南地区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武帝经营西南地区的影响。
材料一 汉唐时期因“关中三面距险……雍州山原皆从西北来，西北最多，羌虏据之”，“边陲之戍，用保封疆”，故而西北边疆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重心。公元前60年，西汉设西域都护。唐代以各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以西北边疆地区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完善了边疆治理体系；为解决戍边部队的军资粮秣，“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虽然汉唐时期对边疆“其地不可耕而食，其民不可臣而畜”看法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汲取边疆资源以补国用的传统促使中原王朝与西北诸族广开互市，带动了西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史载当地“禾菽弥望”，“众庶富乐，编户安业”。
——节编自黎镜明《汉唐西北边疆治理刍议》
材料二 1871年俄国占领伊犁并意图进一步吞并新疆。左宗棠在1877年《遵旨统筹全局折》中，一方面强调新疆为防卫蒙古诸部以及陕、甘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注重欧洲的国际形势，“虑俄之蚕食其地，于英有所不利，俄方争土耳其，与英相持，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彼将何以难之?”1879年之后，中俄在新疆问题上主要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1884年新疆设立行省，从根本上改变了藩属体系下“分而治之”的行政体制，更便于清廷直接参与新疆地方事务管理。1901年清末新政之后，满洲大臣提出“化除满汉畛域、各族混成一体”，西北边疆逐渐形成与内地行省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节编自李阿慧《“西北藩属”与“东方问题”》
材料三 新中国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一，为实现政治安边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建国之初组建了“劳武结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赓续了汉唐治理西北边疆注重实用、认可多元、与时俱进的传统。兵团成立初期，新疆经济以农牧业为主体，时至今日，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新疆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区的地位逐步明晰，新疆在对外开放格局中由“末梢”转为“前沿”。
——黎镜明《汉唐西北边疆治理当议》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到晚清时期政府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要认识，并说明这一时期西北边疆治理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新中国成立后西北边疆治理的变化。
材料一 魏晋至宋元时期北民的大量南迁，以及南方人口的自然增长，使该地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终致人满为患，于是出现了明初政府组织的移民潮。明太祖将江、浙、皖、精等地数十万人民移至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黄淮间地区，又把山西和山东东部地区的人民移往河北、河南和山东西部等地。同时，在长城一线设置了9个边镇，设立卫所、移民屯边，规模达千万之多，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摘编自唐克周《中国古代移民问题初探》等
材料二 清军入关，东北人口大减，土地荒芜。顺治初年清政府“招徕流民”垦荒以开发东北，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例》以减免税等政策鼓励移民。为了维持满洲固有的风俗以及保护满洲旗人的生计，1668年康熙皇帝下令永远停止在辽东招民授官，东北地区进入了封禁期。清政府甚至企图通过“清边”之策来阻止流民出关，但效果不甚理想。1861年东北地区部分开禁后，特别是日俄战争爆发后，东北地区的移民急剧增加。清政府在吉林、黑龙江两省都设立了招垦局，统一管理移民事务，因此关内北方各省的贫苦农民更加“蜂攒蚁聚”，聚族而居。光绪时东北完全开禁，闯关东的中原流民如洪水般涌入，使东北人口激增到1000余万。
——摘编自李艳男《清末民初东北关内移民与社会变迁浅析》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初移民潮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关内东北移民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