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9年梁启超等社会精英游历欧洲，却到处看到和听到西方文化人士失望于自身文明，“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的言论使他们倏然觉悟，转向国人提倡东方文化，因此引发了国内流行一时的东方文化思想。《欧洲心影录》中梁启超甚至这样感慨，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从20年代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多少有些不太正常的过分热情逐渐消退，但各种专业译介和研究却继续得到发展。……对于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劫难，严重缺乏文化自信的国人来说，这无疑起到一定的鼓励效果，部分扫除了由来已久的文化悲观情绪。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这场中国文化西播热潮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西方世界的文化歧视态度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独特优势，开启了自身的近代复兴，步入又一个全新历史阶段。

——摘编自夏舒洋《一战后的中国文化西播热潮述评》

材料二   20世纪60—80年代，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影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东亚儒家社会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儒家社会相信个人脱离不了家庭、大家庭、朋友以至整个社会，而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新加坡依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造就了有生产力的人民，推动了经济增长。

——摘自《历史选择性必修3》

材料—     明隆庆初年，政府准许人民出洋贸易，大量商人移居海外。明末南洋地区的华侨总计约有10万人，在籍贯上，以闽人为最多，其次是广东人。闽粤地区地狭人稠，兼有下洋之便利，许多人只好出洋以求生计。16世纪，西方殖民者东来，纷纷在南洋建立殖民地，出于开发当地的需求，殖民者起初对华侨采取招徕政策，导致华侨的大批出国。在清代前期出国的华侨中，商人的比例有所减少，贫苦、破产的农业和手工业者则逐渐占有多数。他们与当地人民一道开发建设家乡，使一些不毛之地变成良田和城镇。从明末清初起，南洋等地的华人社会不断扩充，华人与当地人通婚而形 成跨文化家庭，为当地文化注入新鲜的元素，并渐渐融入当地社会。

——摘编自赵红英、张春旺《华侨史概要》

材料二     19世纪40-70年代，有三四十万名“契约华工”输入拉美地区。他们在拉美主要从事开矿、修筑铁路和公路、种甘等艰苦工作。华工在“契约”到期后，纷纷在当地落脚，靠贩卖小商品和手艺维生。大多数人慢慢发展为小商人，一些人终成富商，逐渐在当地形成一个华商阶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商的经营活动已遍及拉美100多个城市。在华侨聚居区域，他们往往自办华侨子弟学校，创办华文报纸，既宣传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也介绍居住国的文化习俗。与东南亚华侨 相异，拉丁美洲的华侨成为老死他乡的“单程移民”的情况十分常见。究其原因，一方面，家乡山迢水远，交通不便；另一方面，当地人少有种族歧视，民族关系和谐。在传统华人时代，拉美华侨与当 地民族通婚已很常见，这对华侨融入当地社会客观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摘编自高伟浓《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华商与华工》

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材料   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现多次美元危机，许多国家要求将其持有的美元储备兑换为黄金。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实施“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进一步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状况，并造成美元实际购买力的继续下降。1968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美国政策越发呈现出单边主义倾向。1969年，尼克松拒绝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与此同时，生产力不断下降、通货膨胀以及与西欧和日本的贸易摩擦使美国的国际收支情况不断恶化。1971年8月13日，英格兰银行要求美联储对其持有的部分美元做出保证。8月15日晚，尼克松宣布美国单方面关闭“黄金窗口”，终止以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1978年4月1日，黄金正式退出国际货币体系，世界从此进入以美元为主导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美元摆脱了黄金束缚，美国的“国际货币权力”得到极大的扩张。

——摘编自李晓耕《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与演变分析》

材料   学者在张居正研究中，尽管对其在神宗即位后的身份有不同的认识，有的称其为“政治家”，有的称其为“著名首辅”，有的称其为“改革家”，但在叙述其政绩时，大都不加辨析，以“改革”“改良”“中兴”等词来表述其行政特点……《中国人名大词典》认为张居正“在任时厉行革新。推行考成法，整顿吏治，清丈田亩，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役制度，把各项税收合而为一。用潘季驯浚治黄、淮。执政十年，成效卓著”……美国学者阿瑟·沃尔德隆认为张居正“并没有推出什么富有想象力的新政”，其在世时，“他所支持的防御和对外政策得到了继续。但是，这些政策依赖于他的特殊权力的支持……他没有能够重新改组机构，而只是利用个人权力控制住了他们。”

——摘自田澍《正德、嘉靖之际的政局剧变与明朝改革的轨迹》

材料一   16世纪，西式建筑在中国出现，多集中于澳门，主要由传教士和殖民商人修建。18世纪，由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设计，中国工匠精心修建的圆明园分园——长春园的欧式宫殿，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光辉典范。鸦片战争后，西式建筑作为工业文明的体现，开始大量传入中国，给国人巨大的思想冲击，如康有为见识了香港西式建筑林立、街路整齐后，认为西人治国有方，进而摒弃了“西人为古之夷狄”的看法。20世纪上半叶、西式.建筑规模进一步扩大，如上海国际饭店高达24层。另外，资政院、教堂、医院等建筑也一改中国传统建筑.“城高池深”的特点，体现了某些近代社会的气息。

——摘编自田毅鹏《西式建筑进入中国的沧桑往事》

材料二   早在秦汉时期，西方就通过陆路交通，从中国瓷器、漆器等商品上的建筑、风景图案信息来猜想推测中国园林。16世纪末开始，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中对中国园林的记录让西方全新认知了中国园林，如《张诚日记》认为中国屋宇、花园的美在于布置得宜和对自然的模仿。18世纪，传教士马国贤、王致诚分别将《避暑山庄图咏》《圆明园图咏》传到西方，让西方对中国园林的了解进入到图像时代。受中国园林艺术影响，英国率先在西方兴建了以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为特征的自然风景园。

——摘编自李晓丹《17—18世纪中西建筑文化交流》

材料一：1943年，《中华医学杂志》在重庆复刊，其卷头语写道：“本志自民元四年创刊以来，出版已达二十八卷。总会（指中华医学总会）迁渝后，学术空气，甚为浓厚，检以为本志有复刊之必要……俾国内医学学术之研究，际兹抗战期间，不仅得以赓续，并能产生新的收获，庶合中央抗建之旨，本会之幸，亦国家之幸”。

                                                                                  ——摘编自张爱林《近代医疗卫生杂志的传播》

材料二：《中华医学杂志》复刊初期的部分内容

                                                                              ——据张爱林《近代医疗卫生杂志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