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时期属于市镇的初兴阶段，宋室南渡后才掀起一个发展热潮。以两浙地区为例，至今尚有史可考的市镇超过了700处，不少地区市镇的商税额接近甚至超过了所在州县城市，如咸淳初年，临安府仅北郭、浙江、江涨桥、龙山4个市镇的年商税额就有26.4万贯，相当于府城商税额的1.7倍。与此同时，市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环城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港口市镇等不同类型，使市场活动得以渗透到市镇周边农村各个角落，促使越来越多的手工业由家庭副业转变为商品化的专业生产，并成为市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

材料二   明清之际，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江南地区的人民为了应付生计问题，不得不将种植棉花、棉纺织业和植桑养蚕产丝作为副业。政府也在当地多设织造（染）局，直接生产丝织品。于是盛泽、黄溪等市镇的居民“尽逐绫绸之利”，而到康熙时已是“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联袂，如一都会。”此类因丝织业而发展壮大的市镇，连同因棉布业而发展起来的朱家角、安亭等市镇一起，构成了江南市镇群落的璀璨明珠。这些市镇也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向它聚集，如浙江湖州的南浔镇，便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民谚，入清以后仍保持着“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的传统。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1894-1895年创立兴中会，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都一直是抱持反满的民族主义；同盟会成立后，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表明此时孙中山已确立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孙中山反帝建国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成熟起来，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是以建立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国际新秩序为基本目标的。

——耿云志《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仅推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解放斗争。而且正是由于孙中山在晚年的进步，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国民党明确了反帝斗争的目标，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迎来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为斗争目标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此外，印尼民族运动领导人苏加诺从1918年起接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苏加诺在一次演讲中称自己“在三民主义的影响下，深深地树立了民族主义的思想，认清了世界人道主义是要我们消除民族主义的本质。”

——史革新《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探索》

材料一   在宋代官吏的差遣中，完全是论资排辈，因此许多官吏是“安然而莫有为”。王安石主持变法以来，尽量使官员能专于一门，精于一行，并以“治状优异”、“职务粗治”、“临事弛慢”作为考课官吏的三等标准。凡政绩优异者，则提拔增秩；凡庸碌无才者，则降资惩罚。王安石还从中小官员中提拔了一批勇于有为、志于改革的官员到上层机构中来，甚至还将精通商业管理的平民魏继宗破格选拔到“市易司”中专门从事商业管理工作，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在王安石的多次建议下，宋廷制定了吏禄条法，在增加八、九品官员俸禄的同时，陆续对各级官府的胥吏实行赋禄制度，使这些低级官吏直接得到改革的好处，成为变法的积极支持和执行者。

——摘编自李华瑞等《中国改革通史-两宋卷》

材料二   万历元年，张居正上疏请求实行考成法。考成法以《大明会典》中的有关条文为依据，要求各级官吏遵循其中明的旧幸。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各衙门对于转来的各类文书，都要根据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建立文薄存照，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有长期积欠不实行的，随即举劾，考成法实行后，出现了“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的崭新局面。同时，张居正对于违犯法律的豪右不肯稍加宽贷，即使谤议四起，张居正也不为所动，终于使他们开始了解法律的威严。张居正掌握了举荐人才的大权之后，坚持以功实为准的原则，不为虚名、资格所限。他所选用的王崇古、方逢时等人，在任职期间都颇有建树，为推行其改革措施立下了汗马之劳。

——摘编自晁中辰等《中国改革通史·明卷》

材料一 岛上（海地） 有约三万名自由之身的白人，还有人数约略相当的黑白混血儿和四十八万名奴隶。蔗糖使奴隶这种古老劳力和现代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结合在一块儿，甘蔗园或许是世上最早的现代工厂，它有一大批严守纪律的工人，园主常是不住在当地的法国资产阶级显赫人士，例如商人、银行家。法国大革命后，“人权宣言”与法国的殖民意向相冲突，岛上的矛盾情势随之引爆。巴黎的革命人士愿意将选举权扩大适用于海地的自由白人，乃至自由的黑白混血儿，却无意废除奴隶制，以免断掉法国岁入的一项主要来源。于是，海地的黑人雅各宾党决定自行解放，从而爆发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民族解放战争之一。

材料二 经历百余年奴隶政权的严酷统治，这些得到自由之身的黑人决心放个长假。重返工作岗位后，他们不愿替甘蔗园卖命，反而展开土地改革，将大庄园分割成小块土地。同时，独立后的海地赫然发现自己基础设施贫乏，资本稀少，农民未受教育且无治理经验。占人口少数的黑白混血儿贵族兴起，他们剥削广大农民图利自己，国家却几乎停滞不前。贵族统治不稳时，美国出手相助（1915—1934年遭美国占领），以维持“稳定”。海地找不到可取代糖的产品，这处热带天堂变成悲惨贫困的落后地区。

——以上均摘编自[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

材料一 623年日本留学生、学问僧等人称颂“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建议日本政府重用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建立以大唐为蓝本，“法式备定”的封建国家。从唐太宗贞观四年到唐昭宗乾元元年，日本共正式派出19批使节。留学生全部随遣唐使入唐，均为经过日本朝廷精心挑选，有较高素养的人才。日本留学生分散在国子监六馆学习儒学、文学、佛学、律令等各种课目，其生活费由唐朝政府补助。留学生的习业内容有明确分工，有意从不同方面吸取借鉴唐朝文明成果，补日本之短。

——摘编自姚嶂剑《遣唐使：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略》

材料二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之效，“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1896年清朝首次向日本派遣十三名留学生，1906年留日学生数达到八千多名。日本逐渐成为中国接触西方和日本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术的窗口。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等翻译团体，翻译了国外大量政治、文史、军事、理工、农业、医学、艺术等方面的书籍。日本也逐渐成为中国革命舞台的一部分。黄兴曾是官费留日学生，1904年谋划起义失败后又与宋教仁等一同亡命日本。留日学生视黄兴等为英雄，追随的人甚多。

——摘编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材料一 真正意义上的乡约肇始于北宋陕西蓝田吕氏乡约。吕氏兄弟从学于大儒，是当地有名的乡绅。他们发起组织吕氏乡约，号召百姓自愿加入，每月定期聚会，讲论道德伦常，公论乡里事务，并通过公开告谕的方式赏善罚恶。吕氏乡约逐渐形成了一个理性化的基层自治组织。据记载，在吕氏四兄弟的倡导和入约百姓的力行下，蓝田地区民风日渐淳朴，甚至引导整个关中地区的民风为之一变。

——摘编自吴倩《精英、德治与教化——传统乡村自治与当代基层协商治理》

材料二 明代儒者王阳明、吕坤等都曾于各自为官任上推广乡约，并对乡约制度加以完善。王阳明在出兵平定南赣地区叛乱、以“十家牌法”肃清乡里奸恶势力的基础上，通过《南赣乡约》的道德教化与道德惩戒方式从根本上整肃了南赣民风。吕坤提出了乡约、保甲合二为一的“乡甲约”。嘉靖八年（1529）以后，明政府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乡约，乡约发展进入高潮。

——摘编自吴倩《论明代儒学的三种乡治模式》

材料一   一般来说，三线建设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中期，以战备为目的、以国防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进行的大规模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三线建设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到1980年年底，国家在三线地区建成了868个企业和研究机构，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一半，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31亿元，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在此过程中，三线精神逐渐产生、形成，并在三线建设调整后得到延拓。根据毛泽东的思想，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就要让其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出于战备和保密的需要，当时的三线企业都要“依山傍水扎大营”，建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尤其是分布在中部和西南部广大山区，有的甚至分布在不通水电的不毛之地。

——摘编自王蕾《试述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

材料二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组织保障方面，全面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实现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县级以上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进行驻村帮扶，实现了贫困村的全覆盖，部分县区对脱贫任务较重的非贫困村也选派了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加上近200万名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在资金保障方面，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持续增长，2019年国家拨付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261亿元，连续4年每年净增200亿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

——摘编自汪三贵、郭建兵、胡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