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中期，英国出口贸易中工业制造品占89％。同期的进口贸易中，原材料占61％，食品占33％。英国的贸易伙伴，除了欧洲国家外，主要是美洲国家及其殖民地。英国的出口工业商品，从日常消费品到各种机械设备，几乎无所不包。由于英国商业信息灵通，往往可以以最便宜的价格购买到美洲和东欧的小麦和玉米、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的肉类、中美洲的热带物产、马来西亚的锡、南美洲的铁等。英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完全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第二版）》
材料二 1870﹣1992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每位就业人员年均工作时间（单位：小时）
年份 | 英国 | 德国 | 美国 | 日本 |
1870年 | 2984 | 2941 | 2964 | 2945 |
1913年 | 2624 | 2584 | 2605 | 2588 |
1950年 | 1958 | 2316 | 1867 | 2166 |
1973年 | 1688 | 1804 | 1717 | 2042 |
1992年 | 1491 | 1563 | 1589 | 1876 |
——摘自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的成功者》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说明19世纪中期“英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完全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的原因。(2)阅读材料二，指出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人员年均工作时间的变化趋势，概述其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 汉武帝时期“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即玉门关、阳关)焉”。玉门关坐落在地势较高的疏勒河南岸高地上，登城举目，四野无垠。彼时疏勒河水水势浩大向西流入罗布泊，沿河流形成了一条东西交通的道路，东达敦煌，西通楼兰。凡是西汉政府出兵西域或者接受西域诸国投降等与军事有关的事务，都经由玉门关出入；而一般西汉使节出使西域或西域使者进入西汉则经过阳关。西汉时期四郡两关都处于河西走廊的绿洲之中，适宜屯垦生产。 ——整理自魏迎春、郑炳林《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及其性质》等 |
| 明中期以后，明政府继续修缮长城工事，遂使“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明蒙双方在长城沿线开设贡市、马市。昔日满目萧条的边塞重地张家口呈现“南京罗缎铺，苏杭纲缎铺，……临清布帛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的繁华景象。蒙古地区也“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塞外还屹立起一座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垦田万顷，连村数百”，“城郭宫室布满丰州川”。“蒙人入塞”与“汉人出塞”现象普遍，汉人带去了制铁、制瓦等技术。汉族“边人大都五分类夷，五分有京师气习”，蒙古族人渐习华风，历主贡市的三娘子平日爱穿大红彩缎妆汉服，“每于佛前忏悔，求再生当居中华”。明朝长城沿线曾出现“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景象。 ———摘编自曹大为《长城：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 |
(1)依据材料一，概括玉门关作为军事关隘的有利条件，并结合所学，指出西汉政府“设四郡据两关”的历史作用。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明中期以后长城沿线民族互动的影响。
多数学者认为甘蔗起源于印度，后被引入中国和东南亚等地种植。甘蔗制糖技术也起源于印度，后传入中国、波斯、大食等地，唐太宗就曾派使臣到印度学习熬糖技术。
由于日本严重缺糖，所以明清时期的中日贸易中，糖是运往日本的大宗商品，然后从日本换回大量白银和铜。
新航路开辟后，甘蔗又被引入美洲殖民地，催生了以蔗糖为重要商品的洲际贸易——“三角贸易”。甘蔗种植和熬糖需要大量劳动力，非洲黑人奴隶填补了印第安人大量死亡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工业革命前后，源源不断的廉价蔗糖从美洲运往欧洲，进入千家万户，糖逐渐由奢侈品变为生活日用品，白糖配着咖啡、红茶来饮用，产生了新的嗜好和文化。糖不仅影响了人们的饮食习惯，还成为工人阶级卡路里的廉价来源。工人阶级在工作间歇喝茶休息，加糖的茶能迅速补充热量，让人精力充足，从而提高了劳动效率，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1884年以前，中国仍大量出口蔗糖，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中国已成为蔗糖进口国。
(1)依据材料，请绘制出制糖技术的传播路线。要求：在答题卡上的世界地图中用箭头画出
阿房宫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郊15公里处，咸阳市东南15公里处，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被誉为“天下第一宫”。
材料一 《史记》记载，秦始皇末年，“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项羽进入咸阳后，“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材料二 中晚唐诗人杜牧撰《阿房宫赋》中说：“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因此赋流传，秦修建阿房宫而速亡成为人们关于秦朝的一种历史记忆。
材料三 当代考古学者试图寻找阿房宫建筑群的遗迹，只在相当于《史记》所记阿房宫前殿的位置，发现了夯筑过的地基和东西北三侧的围墙，专家就此大胆的推测，阿房宫的所有工程只有前殿建成了台基，其他工程尚未动工，阿房宫没有建成。并且通过“地毯式”的全面勘探后，却根本找不到红烧土、木炭等表明此处曾被大火焚烧的痕迹。
辨析和考证上述材料，并以秦朝暴政而亡为视角描述阿房宫的兴废过程。16至19世纪的跨太平洋贸易兴起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发展于北大西洋贸易。
16世纪，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之间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开通，起到了连接两个终端洲际市场的作用，给西属美洲带来丝绸、香料，给东方带来美洲的白银、农产品。到18世纪末，受西班牙支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衰落。
18世纪，探险家开始对北美西北海岸探险，并开发了海獭毛皮资源。美国独立后的贸易拓展需求，为北太平洋商业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此时，中国形成了庞大的外来奢侈品需求市场，销售北美西北海岸毛皮和夏威夷檀香木为主的北太平洋贸易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扩展出新的三角贸易：美国东部人将廉价小玩意儿卖到西北部，换取毛皮销往广州，再向西将中国货物销往欧洲和波士顿。毛皮、檀香木贸易与鸦片贸易一起，对1820年代以后白银流入中国比例的下降发挥了直接作用，但为美国东北部增加了极其可观的资本积累。
——摘编自王华《海洋贸易与北太平洋的早期全球化》等
(2)依据图文材料并结合所学，比较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与北大西洋贸易的不同影响。
材料一 《晋书·桓温传》记有东晋大将桓温的一段话：“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十六国春秋》记十六国时原西晋旧臣贾坚仕于前燕，（东晋）士子荀羡劝说贾坚说：“‘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附之。’”贞观时，给事中杜楚客在谈及北方突厥时云：“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唐律疏议》规定：“造畜蛊毒，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须投窜，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
材料二 梁启超在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华民族观”。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在于本国，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究我之此论，其将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感情，抑将益增长我民族畛域之感情。”
(1)指出材料一中“中华”一词内涵的变化。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评析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
材料一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材料二
| 时间 | 历史事件 |
| 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 | 第一次工业革命 |
| 1775年 | 美国独立战争开始 |
| 1814年 | 斯蒂芬森改进蒸汽机车 |
| 1840—1842年 | 鸦片战争 |
| 1843年 | 《海国图志》初刊 |
| 1848年 | 《共产党宣言》发表 |
| 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 | 第二次工业革命 |
| 19世纪60—90年代 | 洋务运动 |
| 1864年 |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 |
| 1868年 | 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
| 1876年 | 美国人贝尔试验了电话 |
| 1889年 | 巴西建立共和国 |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对材料一观点加以阐释。（要求：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择、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成长具有关键意义。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 勇于胜利。
——摘自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材料二 1953—1957年间建成或基本建成的主要工业城市一览表
| 重型工业城市 | 煤矿城市石油工业城市 冶金 工业城市(钢铁工业、有色金属等)电力工业城市化学工业城市机械 (含电子)工业城市 | 大同、阜新、抚顺、辽源、本溪、通化、鹤岗、鸡西、双鸭山、平顶山、焦作、铜川、淮南抚顺、玉门承德、鞍山、包头、武汉、本溪、吉林、富拉尔基、抚顺、哈尔滨、株洲、个旧、白银石家庄、郑州、太原、阜新 吉林、太原、兰州沈阳、长春、哈尔滨、富拉尔基、洛阳、武汉、株洲、湘潭、兰州、西安、成都 |
轻型工业城市 | 食品工业城市 纺织工业城市 森林工业城市 造纸工业城市 其他类型轻工业城市 | 哈尔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北京、石家庄、邯郸、郑州、西安、咸阳伊春木斯石家庄(医药工业) |
| 综合性工业城市 | 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太原 | |
东中西部城市比重表
地区 | 1949年 | 1952年 | 1957年 | |||
城市个数 | 占城市总个数的百分比 (%) | 城市个数 | 占城市总个数的百分比 (%) | 城市个数 | 占城市总个数的百分比 (%) | |
东部 | 69 | 50.4 | 68 | 42.5 | 73 | 41.5 |
中部 | 54 | 40.0 | 62 | 38.9 | 73 | 41.5 |
西部 | 13 | 9.6 | 30 | 18.6 | 30 | 17.0 |
全国 | 136 | 100 | 160 | 100 | 176 | 100 |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建设取得的成就及原因。
材料一 商鞅方升因其详实的铭文、精密的制作和明确记录的容积而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国家级标准器。商鞅方升铭文如下：①“(孝公)十八年，齐连(率)卿大夫众来聘(商议大事)，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秦国官职)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1升等于16.2立方寸)。”②“重泉”(方升首次颁发地点，今陕西蒲城)③“廿六年 (公元前221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④“临”(重新颁发的新征服地区)（备注：①②处字体一致，文体较细；③④处字体一致，文体较肥。）
材料二 清末度量衡器，名目繁多，漫无准则。1902 年，中日修订商约谈判正式开始，日方认为“由于中国的度量权衡制度暂未统一，给工商业带来相当巨大的影响，应当尽快统一”，提出中国货币度量衡改革条款。到1908年，清政府拟定出《划一度量衡图说总表及推行章程》，主要方针“恪遵祖制，兼采西法”。在这期间，关于度量衡统一标准争论不止。清政府内部坚持采用旧制的主张：“《大清会典》原定有度量衡标准”“况中国五千年来之习俗，百姓之日用而不知，何必更张，反滋纷扰”“骤改实属不易，稍不得法，转启吏胥烦扰”“量衡之数皆起于度，中国度数出于律尺，西法则用子午周之略数，原本不同为用”。公制支持者中“速进派”的主张：“盖因法国迈当法制(公制) 最准，各国称便，易于交涉。今中国改订之始，似以仿定迈当法制最为适用”“学问上 (科学界) 之便利”“事业 (工业界) 上之便利”“基础上(基本单位)之精善”“新尺初兴，俗人固疑其不变，迨越三月或四月，则又成习惯矣”。(备注：1.“速进派”主要由三类人士构成：清政府驻外使领、 留法学生、在华从事科技教育的外籍人士。2.公制，法国创立的全球性度量衡标准，以地球子午线的长度作为标准物，十进制，换算方便，国际计量单位制源于此。)英制支持者的主张：英国度量衡协会秘书长麦尔斯提出“为推广商务起见，欲请中国改定与英国有同等比例之度量衡”；“天下各国商务往来，几尽用此种度量衡(英制)”；中国海关多沿用英制，所以改用公制“更张太甚”，成本巨大。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任选3个视角，说明商鞅方升对历史研究的价值。(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阐释清末关于度量衡统一标准的争论。
材料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1978年，学者邵维正在参与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过程中，发现中共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竟然存在25种不同的说法。在海外的中共党史论著中对此也早有议论，有的反动分子还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邵维正在日记里写道：“理论战线上的同志，特别是党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弄清党的历史事实，把真相告诉人民大众，回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
材料二：邵维正对日期的考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代表行踪入手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通过查阅日记原件、当时报刊杂志等大量史料，并多次探访在世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一大代表的行踪大体得到确认：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所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为7月20日之后。
第二个阶段：综合分析，初步锁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他获得了一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档案，该档案原件存于共产国际，据文件内容可以确定三点：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在上海的会期为8天；由于“侦探闯会”，后来会址转移。
第三个阶段：连环印证，最终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一大曾因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邵维正从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上找到了相关报道，据此，他断定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这与共产国际所保存的档案文件记载的时间不谋而合。此外，一些代表曾回忆，巡捕走的第二天凌晨，与会代表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一起谋杀案。邵维正也找到了1921年《申报》的相关报道，显示谋杀案时间为7月31日，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为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
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
——以上摘编自李步前《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
(1)根据材料一，概述邵维正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举例说明邵维正考证过程使用的史料类型及辨析考证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