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50年的英国，家境殷实，发财心切，“人们都在为了市场销售而努力生产”。他们的逐利本能，指向“廉价与简单”；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很快被抬进纺织厂。他们的利益诉求，直接影响议会；于是政府顺水推舟，沿用旧制度，应付新问题。假如说土地兼并与新教伦理为英国打下工业化的基础，那么“亦商亦战的海上力量”则是其腾飞的重要支柱。可以说：“英国工业经济，是从其与欠发达世界的商业交往中成长起来的”。工业化后的英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下降；城市人口逐渐超过全国总人口的50%；“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煤烟尘和水蒸气的结合也使伦敦成了世界著名的“雾都”。工业化改变了英国自身面貌，也大幅改写了国际地缘政治。

——摘编自赵一凡《英国现代化奇迹》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摩擦、矛盾时有出现，并面临着经济封锁等联合敌对行动。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放宽了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的限制，富农阶层和耐普曼阶层(资本主义分子)逐渐崛起，并引发一系列社会冲突。1925年，斯大林指出要“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全力推进我国工业，从而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1926 年起，苏联通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发行“工业化公债”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满足工业化的粮食供应和资本积累。工业化开始后，苏联一面加强对经济的计划领导，一面着手在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与改组，最终形成“部——总管理局——企业”的部门管理体制。在13年的工业化期间，苏联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39.5%上升到1940年的61%，其代价则是农业经济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同时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

——摘编自陆南泉《斯大林工业化道路再认识》

材料一   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前2181年）是埃及奴隶制国家的极盛时代，当时的法老征用民力，为自己建筑穷奢极侈的陵墓——金字塔。目前在尼罗河下游的平原上，矗立着许多高可摩天的金字塔，绵亘数十里，其中最大的是法老胡夫的陵墓，占地约六百公亩，系用230万块花岗石砌成，平均每块花岗石的重量约2520千克。金字塔的塔身所用的石料，全都经过细工摩琢，方方整整，面平如镜，叠砌在一起，全靠其本身的重量互相衔合，不用任何黏合剂而缝隙不露，虽利刃亦不能楔入，其内部结构也有一定的法式，四壁还饰有雕刻，绘画，宛如地下宫殿，在1979年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摘编自郭圣铭《古埃及的文化遗产》

材料二   《世界遗产公约》肯定了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存在。人类只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史上一切伟大里程碑的托管者，对这些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将关系到所有国家和全人类的命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纪念性建筑物、历史城镇，还是自然保护区，这些世界遗产都因时间的流逝，人类不负责的行为，侵蚀，潮湿、污染、快速城市化和观光客激增等原因，不断处于破坏的危机之中。

——摘编自张松《21世纪世界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

材料一   辛弃疾（1140-1207年）自幼目击战乱劫难之悲，亲历民族压迫之苦，在祖父辛赞爱国思想的熏陶和悉心教导下，从小就树立了以武立身做将军的梦想和恢复中原失地的雄心壮志。22岁时，揭竿而起，聚众两千，起义抗金，并奉表南归，直至67岁去世，在南宋生活了45年。在此期间，辛弃疾不失时机地紧抓住每次被朝廷任用的平台和机遇，施展才能，建功立业，堪称是“上马击贼，下马草檄”的治世能臣。

——摘编自邹卫平《家国情怀壮稼轩》

材料二   南宋时，广大人民反民族压迫的爱国感情和斗争精神，使辛弃疾受到了鼓舞，投进了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斗争。他认为“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于民心”，抗战御敌，须得民心，惜民力，主张朝廷“宽民力”。辛弃疾不能投身抗金斗争，是主降派左右了南宋政局的结果。因此，辛弃疾对这伙民族败类极度不满，投以无情的蔑视。但辛弃疾有着阶级根源的正统观念，例如，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受命镇压茶商军。淳熙六年，会稽郡人王佐血腥地镇压了湖南农民起义，辛弃疾写了首《满江红》表示祝贺。

——摘编自洪耀辉《辛弃疾词爱国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材料一   明王朝建立伊始，对于如何治理南方少数民族，朝廷有不同意见。朱元璋认为“溪峒蛮僚杂处，其人不知礼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这种“顺而治之”的原则，成了朱元璋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土司制度的指导思想。土司一经任命，朝廷即赐予诰敕、印章及冠带等信物，作为朝廷命官的凭证。明代允许土司世代相袭，但为了有效地对土司进行控制，明王朝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比元代更为严密的承袭法，如凡土官承袭，必须赴京受命，以示朝廷威柄；土官袭职后，先要学习礼仪三个月，然后方准“回任管事”。

——摘编自许力坤《明代土司制度述略》

材料二   明至清初，朝廷以“土司无用流官之例”，不许土司参加科举考试。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大量土司被废除，土司制度日趋衰落。保留下来的土司，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此外，土司制度下，土司、土目、土舍、土民阶层固化，土司社会缺乏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土司请求参加科举考试。雍正十三年，土司获准参加科举少数民族首领的土司参加科举考试，推动了科举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郗玉松《土司参加科举与科举制度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影响研究》

材料   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1965年美国通过新的移民法，取消以原国籍为依据的限额制，代之以劳动技能和所谓人道主义的考虑，亚洲与拉美的移民数量迅速增长，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族群结构，促进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这一现象在客观上增加了保守主义者们的忧虑，当今时代，美国无法关闭国门，这便妥求其在尊重少数族裔文化的前提下构建新的国家认同。

——摘编自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

材料一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在丰富理论基础上被提出的，而是作为应急性政策被迫实施。其执行之初便被认为是一种“退却”。该政策放宽了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的限制，使得贫雇农与富农的阶层分化日益严重。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指出绝对不能指望农民可以自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发展较慢是 1927年粮食收购危机重要诱因，其出路“在于农业方面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在暂时的国际和平随时可能转为危机的压力下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中，苏联为寻求原始积累的来源以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最终以苏联模式取代了新经济政策。

——摘编自牛舒婷《苏俄新经济政策结束原因再思考》

材料二   苏联模式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党中央为领导者，以各级党组织为执行者，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为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与 1922年相比，194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10倍，工业产值增长23倍，农业产值为原来的2.1倍，铁路运输货运周转量增长22倍，固定资产增长23倍，基建投资增长25倍，工人和职工数量增长4.4倍。其代价则是农业经济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并使苏联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至20世纪70年代，当世界科技在飞速发展时，苏联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却受到压制，并不可避免的出现经济停滞。邓小平曾说过：“（社会主义）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摘编自列·伊·阿巴尔金《苏联经济的命运、矛盾及其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