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中西文化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和碰撞。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呼唤下，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兴起，推动了中西文明对话的渠道打开。西方传教士带来的部分西方近代科技使不少思想趋新的士大夫产生了浓厚兴趣，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他们出于对新事物探求的热忱，渴望从外来文化中得到启发。明末清初西学的输入，还往往为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兴趣所左右，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皇帝的需要。

——摘编自骆利红《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论述》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随着教会学校、洋务学堂等新式学校的设立，人们的知识结构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新式学校除了传统的中学课程外，还开设许多近代西学教育课程，如化学、电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外语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西学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深，西学课程在整个教育课程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除了西学课程外，影响人们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还有各类报刊和各种新式书籍。据统计，从鸦片战争结束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先后创办了中外文报刊250种左右，其中西人创办的有200多种，大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当时，许多报刊都经常刊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郑大华《西学东渐：晚清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

材料   唐朝有人依然坚持“先华夏而后夷狄”的观点，但“华夷一家”的观念已成为这一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主流基调。唐太宗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戎狄，朕独爱之如一”，这集中体现了唐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

对于突厥等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袭扰，唐朝军队给予了坚决反击。面对境内和周边众多和复杂的少数民族，唐朝政府借鉴了秦汉以来的诸多经验，设置了众多羁縻府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并对他们进行册封。为进一步密切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唐朝政府采取了多种方式。如唐朝与吐蕃和亲后，文成公主积极向吐蕃传授中央地区的耕作方法，教藏族妇女纺织和刺绣。同时，与吐谷浑、突厥等民族的互市，不仅使边疆民族地区得到了中原地区的丝织品、茶叶、粮品等生活资料，也使中原地区得到了农耕生产所需的马匹等耕畜。

——摘编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民族史》

材料一   战国时期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和专门从事商品经营的商人阶层。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些手工业者在城市里开设作坊，从事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随着社会需求的扩大，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货物贩运和销售的商人队伍。他们有的在城里开设店铺，销售商品，被称为“坐贾”；有的通过陆路或者水路将商品贩卖到各地，被称为“行商”。随着各诸侯国的“通商宽农”政策的实施及彼此互通有无的需要，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

——摘编自范煜晗《战国时期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初探》

材料二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市场上都陈列着来自各地的珍奇物品，一些地方出现了“通流财物粟，无有滞留”的形象，“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局面逐渐形成。这些商品交换和流散的聚集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工商业中心或商业都会，有的随着经济和交通的日渐发展，甚至成为政治、经济中心。

——摘编自林燕《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发展》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后致力实行包括政治、文化、思想、民族在内的真正“大一统”。对“大一统”理论体系的构建，董仲舒可谓居功至伟，董仲舒曾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司马迁的《史记》中也阐释了“圣王同祖”“华夷共祖”的社会理想，注重华夏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有了理论依据后，汉武帝就以实际行动外事四夷。

——摘编自邹国力李禹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源：以西汉武帝时期族群整合为研究对象》

材料二 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威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

——(汉武帝泰山封禅)泰山石刻文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北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   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1965年美国通过新的移民法，取消以原国籍为依据的限额制，代之以劳动技能和所谓人道主义的考虑，亚洲与拉美的移民数量迅速增长，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族群结构，促进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这一现象在客观上增加了保守主义者们的忧虑，当今时代，美国无法关闭国门，这便妥求其在尊重少数族裔文化的前提下构建新的国家认同。

——摘编自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