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通用语”的存在。周秦时期，列国间即通行一种“雅言”；此后，东汉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明清时期的北京话等都曾成为“通用语”。古代中国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狭小的地域范围内，只有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或远途商人等少数群体才有跨区域日常交际的需求，因而“通用语”推广仅针对特定人群，官方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过统一“通用语”的运动。
——摘编自《普通话是如何产生的》等
材料二 明清时期的“通用语”被称为“官话”，常被视为现代曾通话的前身，但它并无统一的语音标堆。19世纪末，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人主张在全国推广“通用语”，即推行以“国语”取代“官话”的“国语运动”。“国语运动”提出了“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主张。“言文一致”指口头语和书写语的统一、主张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国语统一”指建立一种全体国民都会说的，语音唯一的，具有普遍性的“通用语”。这些主张与《新青年》将白话作为唯一的文学语言的提议互相呼应，打破了长期以来义言文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为白话文的广泛应用铺平了道路，也为普通民众学习识字提供了便利条件。
1949年以后，为了体现各民族的平等与相互尊重，在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对规范的汉民族“通用语”的名称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决定把清末至民国的“国语”改名为“普通话”，取“普遍通用”之意。随着各族人民交往交流日益深入广泛，普通话作为中华民族族际“通用语”的功能不断巩固，同时少数民族语言仍然可以自由的使用和发展，并受法律保护。
——摘编自《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等
(1)阅读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通用语”的特点。(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解读中国近现代“通用语”的演变，
材料一 给事中（门下省谏官）之职，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
——白居易《郑覃可给事中制》
材料二 唐代谏官进谏，有专用之纸，时称“谏纸”，且有“月给谏纸”的制度。唐肃宗《令谏官言事制》云：“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若不举职事，当别有处分。”
——摘编自傅绍良《唐诗中的“谏纸”“谏书”“谏草”与唐代谏议规范》
材料三 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某次经筵后，皇帝与内阁首辅申时行有一场讨论，其大致内容如下：
皇帝：魏征此人如何？
首辅：魏征事唐太宗，能犯颜谏诤，贤臣也。
皇帝：魏征早年追随李密，又追随李建成，后来又侍奉唐太宗，忘君事仇之人，非贤也。
首辅：魏征所著《谏太宗十思疏》，至今也被视为正直之言，不可因人废言。
皇帝：唐太宗弑兄屠弟、逼父退位，岂为贤德之君？
首辅：纳谏一事为帝王盛美，故后世贤之。
皇帝：魏征大节已亏，纵有善言，亦是虚饰，何足采择。
最终，皇帝决定经筵罢《贞观政要》。
——摘编自樊树志《重写晚明史》等
注：经筵是大臣定期为皇帝讲授经史的活动，以“培养君德，成就帝业”。
《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求谏纳谏、任贤使能等德政，是明代经筵的重要内容。
(1)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唐代谏官制度的特点和作用。(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评述万历皇帝与内阁首辅的讨论。
材料一 讲史小说大约兴起于北宋，在元明时期进入鼎盛。作者借用“讲史” 形式创作小说，以抒发对现实的情感和理想。《三国演义》就是典型的讲史小说。
——摘编自朱维铮《走出中世纪》
材料二
| 《三国演义》相关回目 | 涉及历史事件 | |
| 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 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 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 | 赤壁之战 |
|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关公显圣洛阳城曹操感神 | 关羽兵败被杀 | |
| 第七十八回 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 | 曹操去世 | |
| 第八十回 第八十二回 | 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 孙权降魏受九锡先主征吴赏六军 | 魏蜀吴建立 |
材料三 关羽本为三国时期蜀汉的武将。进入宋代以后，他不仅受到国家祭祀，宋徽宗还赐以“义勇武安王”的神号，作为保佑宋代军事行动的武神崇拜。
关羽的故乡解州(今山西运城)是重要的盐产地，元明清时期来此的商人都会拜访关帝庙以祈求旅途安全、生意兴隆。在元代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中，关羽被塑造为山西盐商的守护神。
明朝万历年间发生蒙古王公和西南土司的叛乱，平叛期间皇帝敕封关羽为“关圣帝君”。清朝乾隆帝对《三国志》中关羽“壮(勇猛)缪(名实不符)侯”的谥号不满，下令“关帝之谥，改为忠义”,在全国遍立关帝庙。
——摘编自田海《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等
(1)依据材料一、二，概括讲史小说的特点，并结合材料二内容举例说明。(2)阅读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关羽崇拜”逐步扩大的历史原因。
材料一 辽朝的《鲜演大师墓碑》有“大辽中国”的说法。《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称萧氏丈夫耶律污斡里的祖先为轩辕黄帝八世孙虞舜后裔。《辽史·世表》则认定“辽之先，出自炎帝。”辽人自称“北朝”，称北宋为“南朝”，并认为“南朝”“北朝”是一家。西夏李元昊立国后遣使向宋上表时，自称祖先为北魏拓跋氏，而北魏的拓跋鲜卑自称为黄帝次子“昌意少子”之后。西夏“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朝）”，宋为南朝，认为辽宋夏当共奉“中国”之号。
(1)依据材料一、概括辽夏政权的共同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其原因。材料二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开发边疆地区一览表（部分）
| 少数民族名称 | 开发地区 |
| 百越 | 岭南、东南沿海地区和山区 |
| 巴、蜀、蛮、僚、俚 | 西南 |
| 肃慎、东胡、鲜卑、乌桓（丸）、靺鞨、高句丽、奚、契丹、女真、满等 | 东北 |
| 匈奴、鲜卑、丁零、突厥、回鹘、党项、蒙古、回、维吾尔等 | 北方、西北 |
| 羌、吐谷浑、吐蕃（藏）等 | 青藏高原 |
| 高山族（台湾“原住民”） | 台湾岛 |
材料三 战国时，赵武灵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即取消兵车，改为骑兵，同时改穿紧身窄袖、便于作战的“胡服”。自秦汉以来，历代都在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政策，一般都包括沿用部分既定制度。清朝统一内外蒙古后，就根据蒙古长期形成的习俗，建立了盟旗制度，成功地解决了游牧民族聚居区的行政管理难题。
(2)依据材料二、三、简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贡献。材料一 汉唐时期，有记载的研究《论语》专著约百部。而两宋时期有250余部。《论语》是北宋文人必读经典之一。深受重视。他们虔心研治儒学，成就了北宋《论语》注疏的辉煌局面。两宋对于《论语》的注解。不再局限于此前的章句、训诂、名物等。而 开始注重对其义理的阐发与分析。都体现出诠释义理的深度。代表作有程颐《论语解》、朱熹《论语集注》及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等。《论语》学的发展蔚为壮观。
——摘编自刘亚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流传研究》
材料二 4世纪后期。《论语》传入日本。7世纪。日本最早的宪法中多条目直接出自 于《论语》。大化改新时的教育机构中《论语》被定为必修书目。《万叶集》《源氏物语》 等作品均引用了《论语》的话语。9世纪。祭拜孔子与孔庙合法化，宫廷首开“论语讲 筵”。18世纪，朱子学在日本取得官学独尊地位。政府和民间初等教育都以《论语》为教 材。近代日本企业家利用儒家伦理。为其追求利润找到合理的理论依据。从17世纪开始 《论语》等中国儒家经典传入欧洲。中国儒家不依靠宗教力量、以伦理道德支撑社会发展 的思想体系，成为欧洲思想家们学习的对象。其中伏尔泰尤其引人瞩目，他认为中国“在 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对《论语》译介 与研究兴盛，译本越来越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论语》也在当时成为世界第二大畅销出版物。
——摘编自馆冈邦雄《<论语>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1)依据材料一，概括宋朝《论语》研究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原因。(2)依据材料二，简述《论语》对外传播的影响。
材料一 《论语·子路》中记载，楚国有“直躬者”（坦白直率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去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孔子不赞同“直躬者”的做法，他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韩非子•五蠹》也记载了楚国“直躬”告自己的父亲偷羊的事，处理此案的楚国令尹（掌握军政大权的高级官员）认为“直躬”此举不孝，便定了他死罪。韩非子则认为“直躬”虽然是“父之暴子”，但却是“君之直臣”，令尹这样处理此事，楚国就没有人敢告发坏人坏事了，对君主而言，这不是“社稷之福”。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令尹和韩非子对于儿子告发自己父亲这件事的看法，并指出他们看待此事的出发点。材料二《唐律疏议》“名例篇”规定：同居相为隐，即亲属犯罪可以相互容隐，而容隐制度适用的主体中有一类人是“大功以上亲”（“大功”是中国古代礼制“五服”制度中的一级），即包括父母、祖父母等在内的血缘比较近的亲属。“斗讼篇”规定：告祖父母、父母者处以绞刑。父为子天，儿子可以为父亲隐瞒，如果父亲有过失，儿子应该恭恭敬敬地劝谏，尽到孝道，不让父亲身陷囹圄，“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绞”。同时还规定，以上两条法律都不适用于长辈有谋反（危害社稷）、大逆（毁坏宗庙、陵寝、宫阙）、谋叛（背叛国家）等罪的情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要评述《唐律疏议》的上述规定。文学人口由三部分组成。即文学创作者、传播者和阅读者。明代文学人口数量比唐宋有了极大增加。据统计，如果加上地方社学、里学的生员数。明代后期曾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市民不下100万人。据学者估计，明人有诗文作品存世者至少有20000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共收明代著述18621种。另有学者统计。现存明文集有2000多种，几乎是唐、宋、辽、金、元诸代总和的2倍。明代形成苏州、杭州和建阳三个全国最大的刻书中心。官刻、坊刻、家刻使得大量雅、俗文学作品得以生产和保存。据《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载明代刻书者有4670人，这一数字并不包含书业中粗识文字的手工业者：据《明会典》载，嘉靖十年仅一司礼监刻书工匠即超千人。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西厢曲》《水浒传》等消费人口庞大。清人钱大昕论及当时盛况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全国以售书为业的书商数量也相当可观。
——摘编自李玉宝《明代文学人口的壮大与书业生产的繁盛》
(1)依据材料，概括明代文学人口发展的特点。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明代文学人口发展的原因。
材料 1602年，传教士利玛窦携带地理学家奥特里乌斯绘制的欧洲地图来华，太仆寺少卿李之藻等人提供了长江、黄河、长城等详细的明朝地理资料，并与利玛窦协作绘成现存最早的中文彩绘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以木版刻印出版。此图按万历皇帝授意，以中国版图为中心，展现了世界整体的轮廓。依据经纬度绘制椭圆横版地图，全图标注世界1114个地名，绘有五大洲（当时澳洲还未被发现）、四大洋，附注各国地理志异，绘有风俗禽兽，四方各置“九重天图”“天地仪图”“日月食图”等。1608年，万历皇帝下令临摹12份传世，原本随葬明定陵。至晚明，该图已被官员、士人当做奇巧之物。清代士大夫质疑大西洋“荒渺莫考”，认为“夫人顶天立地……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无人着意于此图的技法和价值。鸦片战争失败后，道光皇帝派姚莹询问中英、中俄之间的距离、方位时，《坤舆万国全图》就藏在深宫之中。2014年，地理学家郝晓光绘制的竖版世界地图公开出版发行，克服了传统横版地图不适合表达南北半球地理关系的缺陷，用多元和多角度的方式，全面客观展现世界的地理关系。同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欧期间，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赠送的礼物，正是奥特里乌斯绘制的地图。此时，欧美也开始采用郝晓光竖版地图，并纷纷效仿绘制。从利玛窦到郝晓光，“西方—东方”“东方—西方”的轮回走了400多年。
——摘编自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坤舆万国全图》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今两版中文世界地图的现实价值。
材料一 一战爆发前，世界各国普遍实行金本位制度，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然而金本位固有的缺陷导致各国的货币发行量实际是有上限的，尤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黄金开采的速度比不上经济发展所需增发的货币。因此，金本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二战结束后，百废待兴，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运而生。布雷顿森林体系表面上结构稳定，但实则十分脆弱，加之美国在六七十年代深陷战争泥潭，无力继续维持美元对黄金的固定官价，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瓦解。经过几年的无序国际货币体系，1974年，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框架下，各国达成了新的协议，称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体系首先决定了黄金的非货币化，黄金不再与任何一种货币挂钩，降低了美元的支配地位。同时，也确定了汇率安排的多样化。
——摘编自王俊尧《国际货币体系缺陷及改革方向的探讨》
材料二 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必须进行制度变革与创新。首先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需要提及的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摘编自虞群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历程。(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认识。
材料 与马铃薯初相识的很长一段时间（近150年），欧洲人都对它抱着疑虑和鄙视的态度，更多只是作为观赏植物或药物种植。爱尔兰算是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再没有其他任何植物能在这么狭小的一块耕地之上，喂养如此众多的底层贫穷的爱尔兰人。
18世纪以来，由于人口扩张，工业化吸引越来越多人口进入城市，马铃薯在英格兰农工阶级的日用饮食地位愈显重要。相比之下，欧陆农民对马铃薯的态度似乎较为迟疑，法兰西人、日耳曼人在英格兰人之后，也开始从事它的栽种。法国药剂师巴曼提耶对马铃薯进行深入研究和推广，路易十六及其王后也采取积极举措进行宣传。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为此颁布了血腥的“马铃薯种植法令”。尤其是每逢饥荒过后，马铃薯的生产就冲刺上扬。到19世纪初，马铃薯早已成为欧洲人民不可或缺的粮食了。此时，东欧的斯拉夫民族也衷心接纳了这个植物。
概括16-19世纪马铃薯在欧洲传播过程中体现的变化。结合材料与所学，分析马铃薯得以在欧洲传播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