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亚地区形成了一种类似俄罗斯套娃的秩序模式。最外层的“套娃”是俄美在全球层面进行的竞争和合作，第二层“套娃”是俄美在欧亚地区的互动以及该地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分别与俄美两国所形成的互动关系，第三层“套娃”则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层面形成的关系模式。欧亚地区三个层次的“套娃”是相互影响的，俄美在第一层次的互动会传导和影响第二、第三个层次，反之亦然。

——摘编自《俄罗斯套娃模式》

材料   

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工农红军于20世纪30年代在农村、山区或省界处建立的工农武装割据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与中共城市革命模式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及实践有着紧密联系。

材料   有学者认为，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建构里，形成了一个权力金字塔，皇帝居于金字塔之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带有两个旁支系统：皇室贵族和宦官。而古代中国官僚机构的统一性和流动性，依靠的则是一整套选拔制度。皇帝不时地调节各方平衡，稳定固有的结构。有时皇帝的调节作用失衡，使某一方的实力过大，给这个稳定结构注入破坏因素，皇帝仍是金字塔的顶峰。

——摘自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材料 “冲击—反应”曾是国内外史学界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模式之一。其主要观点为中国社会存在巨大惰性，缺乏突破传统框架的内部动力；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的冲击促使中国发生剧烈变化。有人据下列图示描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见下图）。

学者董洁林在其著作《人类科技创新简史》中，提出了“需求与科技创新动力学”概念，图示如下

——摘编自【美】董洁林《人类科技创新简史》

材料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一个极其艰难的发展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他毗邻鸦片战争的烽火与甲午战争的硝烟，饱受外国资本的压迫，买办资本、官僚资本的排挤。对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问题，史学界多有研究。其中有观点认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铺设了道路，对近代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代，自从孔子开创以人为本的儒家，中国的思想家们，有延续，也有对立，百家争鸣，各擅胜场。秦政之时，独重法家，其他学派无不遭受压制。汉兴之初，人主与民休息，黄老之学是主流，百家也渐有传人。汉武帝以后，独尊儒学，又压抑了其他学派。一般历史，大致都如此谈。然而，如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秦汉时代毋宁是经历了一次全盘整合；先秦思想学派，如百川汇海，终于综合为中国文化的思想模式。

明代中叶以后，士大夫不再专擅学术与文化活动，于是明代后半期的文学、戏剧、艺术诸方面，也出现了浪漫精神的风气。……戏剧方面，自从元曲兴起，中国的舞台艺术进入成熟阶段。明代南曲渐盛，多为民间传奇戏，却各地有各地的地方戏。明代中叶，昆曲兴起，经过魏良辅的改革，吸收南北曲艺长处，甚至引入江南民歌小调，又经江南文人学士的帮助，昆曲遂一跃而为戏剧主流。

——摘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中国文化往往是进进出出，一会儿进入儒家，一会儿进入佛家，一会儿进入道家。清代的雍正皇帝可以代表历代开明皇帝的思维，用儒家治国，用佛家治心，用道家治身体。基本上是多元并举，不仅国家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谁也不排斥，这是中国文化非常好的开放互融的态势。图示如下：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