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工业革命”，也有文献将其称为“产业革命”。“工业革命”在《辞海》中被定义为：“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过渡到采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过程”；“国民经济各部门广泛采用新技术以及由此引起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根本变革”。“产业革命”，最早出现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此文将英国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工业交通运输、农业等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定义为“产业革命”。1984年，钱学森在《科学技术讲座》的演讲上将产业革命定义为“生产体系在组织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方面的飞跃变化。它是因为生产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飞跃”。由此可见，《辞海》中有关工业革命的第二个涵义与产业革命的定义几乎相同，即工业革命不仅使第二产业内部不同行业生产或组织方式发生巨变，而且还将扩散到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引发其他众多产业生产或组织方式发生巨变，并促使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出现革命性变化。
——摘编自田露露韩超《第三次工业革命：历史演进、趋势研判与中国应对》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工业革命及其影响”自拟一个具体的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论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述充分；史论结合，表述成文）材料 “新航路开辟”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外学者对此有过许多论述，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那么，开辟新航路仅仅是为了寻求黄金、白银、珍珠、宝石和香料，还是也有占地移民、寻找销售市场和争夺霸权等目的？哥伦布代表的是封建阶级，还是新兴资产阶级？对哥伦布的“发现”应怎样评价？是“全盘否定，坚决骂倒”，还是“基本肯定”？哥伦布是“殖民主义海盗”，还是“伟大的航海家”？
——摘编自赵瑞芳《“新航路开辟”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新航路的开辟”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材料 纵观人类的发展史，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社会的迅速发展都是在思维活跃的时候。社会发展有突进和渐进两种形式，突进表现为打碎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暴力革命。这时，思维活跃犹如翻江倒海一般，表现得尤为明显，形成不可遏止的思想解放运动；渐进则是政治上的改良和生产力的改进，此时，思想则呈现出比较活跃的状态。而一切暴力，如果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先导，只是按固有的思维模式提出一些纲领或改革措施，其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而单纯的暴力，则只能对社会造成破坏，无益于社会的进步。
——摘编自赵立史云谋《思想解放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近代史的相关知识，拟定一个具体论题，并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阐述需有理有据，逻辑清晰）材料 陈衡哲先生早在1927年所撰的《西洋史》中就指出：“中古文化与上古的希腊罗马文化，是西洋近代文化的渊源，但这三种文化的精神，却又各个不同。希腊文化的精神是和谐，罗马文化的精神是秩序，中古文化的精神是出世观念。西洋近代文化的精神，则又是趋近希腊罗马文化的入世观念了。”陈乐明和周弘在他们合著的《欧洲文明的进程》一书中指出：“欧洲虽有希腊、罗马、基督教的共同文化源泉，但是最早进入现代的，是西欧。东欧的发展自古不同于西欧，它的文明处于西欧文明的‘东缘’，兼有斯拉夫和小亚细亚的影响，虽在拜占庭时代强盛一时，但越接近近代，与西欧的差距越明显拉大。”
——摘编自郭灵凤《欧洲文化建设——文化对话与认同建构》
围绕欧洲文化的发展，从材料中提取一种观点，并运用世界史具体史实予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材料 亚当·斯密认为，发现美洲大陆和发现绕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线是“人类历史所记载的两个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事件”。“发现美洲大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能够提供大量的贵金属，而且在于它能够为欧洲商品提供新的、永葆兴旺的市场。”它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把商业活动推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境地，没有美洲大陆，就完全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它促使全世界的贸易突飞猛进。如果说19世纪是生产的世纪，那么17世纪和18世纪则是贸易的世纪。对于英国来说，当时的贸易主要是三角贸易。威廉·伍德在1718年说过，奴隶贸易是“万流之源”。几年之后，波斯尔思威特把奴隶贸易描写成“一切事物的首要原则和基础，也是引起机器运转的主要发条”。
——摘编自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史的相关知识，从中任选一个观点，并就所选观点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材料一：在亚历山大远征期间，希腊士兵驻守的众多要塞发展成希腊式的城市，在随后的200年间，有大约200多个城市在希腊帝国各地建立起来，其中许多城市的人口在10万人之上，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更是发展迅速，拥有近50万人口。城市的建立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将希腊文化和生活方式直接介绍给当地人民，极大地扩大了希腊文明对世界的影响。
——徐新《西方文化史》
材料二：无数战争幸存者在身体或心理上遭受永久伤害。社会发生多种形式的变化，特别是欧洲。风俗习惯变得更为放纵；政府开始更多地干涉经济生活；政客变得更世俗化；福利国家迅速发展。残杀、破坏、无意义的战斗和显然毫无益处的战争让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对文化产生质疑：对科学技术的追捧，关于进步的观念，西方人声称所具备的道德优势，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理性控制，欧洲人已经从“野蛮人”中脱胎出来的想法，以及西方文明总体的基石。
——[美]乔纳森·戴利《现代西方的兴起》
参考材料一、二，各用一句话概括两则材料的观点，自选一个观点，运用相关史实，围绕战争影响这一主题写一则历史短文，题目自拟。(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材料 旅美学者魏特夫说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属于治水文明，因此中国发展是循环缓慢的。其后伊懋提出了“高水平平衡陷阱论”，认为中国宋代社会经济已经达到高度发达水平，宋以后就停滞不前了；明清时期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陷入了高水平的陷阱，一方面高度的农业集约化要求增加资本，另一方面人口过度增长阻碍了资本积累，因此中国只能高水平停滞。西方学者又相继提出了中国明清时期“有增长无发展论”，从而把“停滞论”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形态。特别是美国学者黄宗智，提出明清社会经济“过密化与内卷化理论”，认为明清社会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无质变，如果没有西方入侵中国根本无力产生近代性变化。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指，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表述多种多样，但共同点都是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稳定不变没有发展，自身不可能产生近代性因素。
——摘编自余同元《明清社会近代转型述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的整体或部分的观点进行评析。（要求：提出自己看法，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一 先秦时期，“天”对于“君”与“民”都具有朴素的本原意义，认为“天”设立君主的目的是解除“民”的“无主之乱”，“君”实际上是“天”治理“天之民”的手段和工具。正如《尚书．泰誓》所言：“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这就意味着君主统治合理性间接来源于民，“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而上天之所以让君主治理乱世，就在于君主能体会“道”，即遵循民意与天意的法则。因此天子必趋向于民意，行仁政。正如孟子所言：“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而也。”
——摘编自丛文文《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两种形态》
材料二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其思想理念与内涵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贯彻。政在养民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历代统治者通过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推广农技、赈灾济贫等方式发展生产，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治吏安民是“民本”思想政治实践的重要手段，针对治吏安民，历代统治者采取了许多为政措施。治心教民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最高目标，统治者提倡道德教化，用礼仪忠信和制度刑罚来引导约束百姓。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统治机制的调节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传统“民本”思想的推行多是依赖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品行，即要靠所谓的明君贤臣、清官廉吏，从根本上说“民本”思想是服务于君主的立场。
——摘编自杨艳秋《“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民本思想”的内涵，并简述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国家治理中的实践。
材料“政治”概念的演进”
| 时间 | 概念内涵及使用情况 |
| 19世纪80年代以前 | “政”属“政事、行政”范畴，多为“防民以正”之意，“治”属“治理、管理”范畴，甚少连用，多引申为治理国家所施行的措施。 |
| 19世纪80年代 | “政”“治”两字开始连用王韬《达民情》:“试观泰西各国，凡其驳骏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 |
| 维新变法时期 | “政治”使用开始广泛化，书籍分设“政治门”,囊括家国政治学、政体书、议院书等。 《时务报》每期开设译报专栏，翻译日本《政党论》等文中关于“政治为何物”论断，指出专制体制下的愚民政策，"不复使知政治为何物",文明社会是国民“通晓治体”、“参与大政”,于是才有政党、才有立宪政治。 |
| 20世纪初期 | “政治”上升为关键词，对“政治""国家”“政府”“国体”等概念辨析“政治之目的一曰为国家本身谋利益，二曰为构成国家之个人谋利益”“政治者，一国办事之总机关也，非一二人所得有之事也。 |
材料 1872年12月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也是规模最大的民用企业。当时外国资本垄断了我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内河航运，我国旧式的航运业面临破产，而军事工业也由于经费困难，举步维艰。
当时中国尚无近代股份制企业，商人不愿投资，轮船招商局最初主要是靠官款创办的。因总办朱其昂不善经营新式航运，以致在半年左右亏损4万余两。1873年7月，李鸿章札委唐廷枢任招商局总办，重订“局规”和“章程”。“局规”规定：（一）资本为100万两，总局和分局分别由股东推举商总和商董主持，但商总和商董的姓名须转呈北洋大臣备案，更换亦须如此。（二）股票及取息手折均需编号，填写持股者姓名籍贯，“以杜洋人借名”；股票转让，必须到局注册，“不准让与洋人”。
1874年招商局实收股金47万余两，1877年又以220万两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产业，船只由12艘增至30余艘。外国轮船公司唯恐丧失垄断地位，纷纷以削减运价来挤压招商局，致使招商局一度债台高筑，处境艰难。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前夕，上海发生金融恐慌，招商局资金周转不灵。1885年，李鸿章札委盛宣怀为督办。盛宣怀重订章程，规定“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轮船招商局”自拟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