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自先秦时期就有“诗教”“乐教”的美育传统,从属于“礼教”。20世纪初,众多思想家、教育家在引入西方理论的背景下,展开了对近现代美育思想的建构,以期实现“立人”与“新民”。1906年王国维提倡“以审美拯救人性”,他认为美育应与“智、德、体”三育并重发展,才能造就“完全之人物”。1912年蔡元培积极提倡“美育救国”,首次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的方针;1917年针对“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宗旨和传教士鼓吹的“宗教救赎论”,他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拯救国民精神。20世纪初的美育思想以鲜明的实践品格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摘编自刘彦顺《中国美育思想通史》(现代卷)
材料二 1986年,《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 “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执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方针。”这是近三十年后,美育重新回归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与此同时,艺术教育逐步走入正轨,中小学美育课时数明显增多。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美育本体性功能放在不可替代的位置,激发创造活力,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2020年,教育部发布《美育教育规划细则》正式确定美育课程纳入中小学学业水平考试范围,美育课程全面开齐开足,倡导美育的全面性和终身性。
——摘编自孙刚成《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新中国美育政策演进及启示》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初中国美育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学校美育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A.尊宗敬祖风尚开始形成 | B.青铜制作工艺高度发达 |
C.宗法分封体系遭到破坏 | D.文化认同局面逐步形成 |
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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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王室、北周的贵族都对莫高窟的建造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更不必说隋代、初唐、盛唐时,敦煌一带的官府和民众,一起把明丽的时尚融入莫高窟的欢快景象了。连安史之乱以后占领敦煌的吐蕃势力,以及驱逐吐蕃势力的张仪潮军队,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却也都参与修护莫高窟。五代十国时期的曹氏政权对莫高窟贡献很大,到宋代,先后占领这一带的西夏政权和蒙古政权,也没有对莫高窟造成破坏,这实在是奇迹了。莫高窟到元代开始衰落,主要是由于蒙古军队打通了欧亚商贸路线,丝绸之路的作用减弱,敦煌变得冷清了。
——余秋雨《山河之书·莫高窟》
材料二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段文杰、欧阳琳、孙儒侧、史苇湘等一批前辈专家,满怀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来到莫高窟。伴着大漠戈壁,土屋油灯,在这里扎下根来,开创了敦煌石窟保护、临摹和研究的基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李其琼、李贞伯、万庚育、李云鹤、关友惠、刘玉权、贺世哲、施萍婷、李永宁、孙修身、樊锦诗等一批专家学者响应祖国号召,从四面八方来到莫高窟。与常书鸿、段文杰等先生一样,他们来到莫高窟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漫漫黄沙,掩不住他们探索敦煌石窟的热情;大泉苦水,冲不走他们保护敦煌石窟的决心。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忍受着和家人分居两地,子女无法接受正常教育的痛苦,默默无闻地守护着祖国的文化宝库。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受到极不公正的微博待遇,仍无怨无悔、不离不弃。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为敦煌研究院带来全新气象。进入21世纪,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仍有莘莘学子,投身敦煌,淡泊明志,弦歌不辗,将前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长期以来,无论在敦煌研究院内部,还是社会各界都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在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身上积淀和凝结了一种代代相传的可贵的精神。2014年,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在"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将这种精神明确命名为“莫高精神”。
——敦煌研究院
材料三 我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讲过:“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敦煌作为中国通向西域的重要门户,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新华网《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两类材料的史料类型。简要分析它们在敦煌学研究中的史学价值。
(2)根据材料二,概括“莫高精神”的时代内涵。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的意义。
A.加强君主集权 | B.恢复周礼 | C.宣扬礼法并用 | D.发展私学 |
A.宋朝重视官员政治素养 | B.唐宋进士考试题材单一 |
C.理学推动科举制的成熟 | D.宋朝推行重文轻武政策 |
A.商业发展影响社会风气 | B.八股取士扩大诗人群体 |
C.重学风气提升文人素养 | D.财富增加助长奢侈之风 |
A.文人创作重心转向诗歌 | B.程朱正统地位受到质疑 |
C.不同诗歌风格相互交融 | D.诗歌力图突破理学束缚 |
材料一 宋代比较重视培养儿童的礼仪。宋代家礼主要有冠、婚、丧、祭四大类。司马光根据古礼及民间冠礼实际情况,把“男子二十,冠而字”改为“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朱熹将下限改为十五岁。祠堂是家训的主要实施场所,如金溪陆氏家族,“(陆)九韶以训诫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儿童在家礼中得到了“洒扫应对进退”的礼仪规范训练。
——摘编自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等
材料二 宋人笔下涌现出诸多“好孩子”形象。比如,赵令赫“幼而秀颖,自异于群儿中。或戏之,则正色俨然,笑语不妄。记识敏悟,四岁受《孝经》,六岁通《论语》,七岁能为二韵诗。丧父,哀毁如成人”。周谔“生而秀颖,十岁如成人,十四入太学,力学勤苦,登元丰二年进士第”。董仲永“幼而端谨,不为儿嬉事,便若成人”。
——摘编自周扬波《宋人的儿童观》等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代培养儿童的途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人心目中“好孩子”形象确立的原因。
A.思想融合具有普世性 | B.文学体裁呈现多元化趋势 |
C.佛教影响力得到扩大 | D.文人对佛教思想较为推崇 |
A.体现了维新派的改革愿望 | B.开创了近代教育的新体制 |
C.反映了传统向近代的嬗变 | D.成为近代新式教育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