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秦朝《为吏之道》中提出“五善”、“五失”。所谓“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勿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失”则是“夸以迤”、“贵以大”、“擅制割”、“犯上弗智（知）害”“贱士而贵货贝”。
西汉时期，地方官“上计”薄记载主要内容已经成为“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据《唐六典》卷二《吏部考功郎中》记载，唐代考课标准有“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指德、慎、公、勤。“二十七最”则是针对各个部门提出的具体要求。宋代考课标准依不同职官有很多具体规定，如地方守令有“四善三最”。“三最”即“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赈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对监察官员有七事等。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张晋藩《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秦汉唐三朝考课官吏的各自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至宋考课官吏制度的作用。
2 . 材料 宋太祖针对“五代以来，领节旄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书，必自署亲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权不法”的现象，于乾德三年下诏：“诸州长吏或须代判，许任宾席公干者，勿得使用元从人”，郡政由方镇的元从转移到朝廷委派的宾席公干者手中，宋廷开始剥夺藩镇的治民权。随着北宋统治的巩固，中央政府逐步废除节度使、刺史等唐五代时期军政合一、由武人担任长官、有利于藩镇割据的地方行政机构。到北宋仁宗时期.地方行政的管理从唐代的刺史制转变到宋代的知州制。以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为主的宋代路级机构，除安抚使由所在路的首州知州兼任外，其他三司号称“监司”，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宋政府极其重视其人选。南宋学者叶适曾说：“国家因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不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万里之远，颦呻动息，上皆知之”。
——摘编自陈长征《唐宋地方政治体制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到宋代地方行政体制的主要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作用。
材料一 儒学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主干，还在于原始儒学本身的多因素多层次结构所具有的包容性质，这使它能不断地吸取融化各家，在现实秩序和心灵生活中构成稳定系统。由于有这种稳定的反馈系统适应环境，中国传统思想一般表现为重“求同”。它通过“求同”来保持和壮大自己，具体方式则经常是以自己原有的一套来解释、贯通、会合外来的异己的东西，就在这种会通解释中吸取了对方，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而将之“同化”。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中国科举大事记
| 朝代 | 概况 |
| 隋朝 | 606年，科举制产生。整个隋朝，举行了五次考试，中举者总共十余人。 |
| 唐朝 | 唐高宗时期颁《五经正义》于天下，令每年明经依此考试；武则天时设武举，由兵部主持。 |
| 宋朝 | 992年，糊名考校（盖住考生姓名来改卷）成为定制；1015年，始置誊录院，令封印官封试卷后，由书吏誊抄为录本。1124年，礼部试进士一万五千人，徽宗特令增百人额。 |
| 明朝 | 明太祖令“专取四子书命题试士”；明宣宗时始分南北中卷取士；明成化年间，八股文定型。 |
| 清朝 | 光绪年间七月，废科举，广设新式学堂。 |
——据翟国璋主编《中国科举辞典》整理
（1）结合材料一指出儒学的突出特点，请以荀子思想、董仲舒新儒学、宋明理学为例加以说明。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科举制演变的趋势。
（3）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简析科举制对儒学和儒生的影响。
材料一 雍正帝否认《春秋》有“尊王攘夷”“华夷之辨”的内容，认为《春秋》大义在于扶植纲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提出四海之内共尊一君的君主专制大一统观念。接着，雍正帝又分析了历史上一统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雍正帝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清朝国力日益强盛的形势下，与汉族士人反清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包含着维护清朝统治地位的动机。这种新的“大一统”理论，使清帝以天下之主自居，不容忍任何分裂割据现象，因而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理，空前地巩固了中国的统一，奠定了中国领土疆域的基础。
——摘编自刘泽华《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论与“正统”观念》
材料二 罗马帝国边缘省份对于中央的离心力巨大，于是帝国后期出现四帝共治、东西分裂的政治割裂。帝国覆灭后，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成了人们心灵的慰藉，这本是欧洲文明又一次统合的契机。然而，11世纪，基督教分为天主教与东正教两个相互拆台与对立的宗教派别。16世纪的宗教改革又让一大批民族国家逐步兴起，将世俗政权凌驾于宗教权力之上。还有来自南方的伊斯兰势力入侵伊比利亚半岛与巴尔千半岛，这种外部力量威胁为欧洲内部多元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摘编自王凯迪《历史上的欧洲为何难以走向统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雍正帝提出“大一统”理论的时代背景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同中国古代“大一统”相比罗马帝国政治的特表征，并简析11—16世纪欧洲难以实现统一的原因。
材料一 1683年，康熙帝派施琅攻取台湾，次年，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设各级职官，驻扎军队。开设厦门至台湾对渡航线，实行给照制度，严防无照偷渡。招徕流民垦荒，兴修水利。雍正时，增设彰化县淡水厅、澎湖厅及四个巡检司，放宽移民限制，降低新垦土地的赋税。乾隆时增设泉州、福州与台湾的对渡航线，在台推行摊丁入亩。清政府在台湾各县设县学、书院私学，“教以孝悌之义”。至乾隆末汉人移民台湾已达百万，台湾米、糖等大量销往大陆。
——摘编自陈碧笙《台湾地方史》等
材料二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台湾开口通商。鸦片成为最主要的输入品之一，可与茶、糖等物物交易，甚至被作为“工资”付给劳工。除米谷仍是两岸贸易的主要商品外，茶、糖、樟脑成为台湾三大出口国际商品，广销日、澳、欧美等地，带动了山区土地的开发。原来的郊商（从事海峡两岸贸易的商人和商人团体）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洋商及买办出现并发展，但并不占明显上风。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在台湾架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1885年台湾设行省，巡抚刘铭传在台疏浚基隆港，修筑基隆到新竹的铁路。台湾北部逐渐成为全台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的中心。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台湾民众大量购买外来品，上海服饰被视为流行先锋，洋酒、洋饼进口大量增长，西式医疗、新式学堂亦经教会引入台湾。
——摘编自许雪姬《晚清台湾的社会经济与社会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治台措施的特点，并简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晚清时期台湾社会经济的新变化，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政治上确立了以王为核心的王权统治。在父系大家族的基础上，以宗法制度为主体，按照亲疏远近，从王国到诸侯国，按地区建立起层层政权机构，由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世代相袭垄断着各种官职。王朝的官由王任命，诸侯由王册命，诸侯国的官由诸侯任命，实行的是阶级性、等级性非常明确的世官制。两汉时，由皇帝下诏指定举荐的科目，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按科目要求考察和举荐人才；应举者按不同科目进行考试，考试由皇帝出题策问，或由丞相、九卿等策试；根据对策成绩高、低分别授官。这种选官方式尽管不尽完善，易出弊端，但相比世官制应该说是一大进步。
——摘编自姜国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发展变化浅谈》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是一种选拔人才为官的制度。苏东坡曾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朝廷吏部在选拔、任命官员时，要向中正官征询被选任者的家世、行状（道德）品级，“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成为当时官僚选拔的普遍现象。隋唐实行科举制，《通典·选举》载：“隋代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唐代科举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明经、进士两科是常科的主要科目，分别考时务策与经义、时务策与诗赋，贵族与平民皆可报考。
——摘编自郭强《中国古代选举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汉时期实行的主要选官制度，并分析作者认为它“相比世官制应该说是一大进步”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魏晋时期相比，隋唐时期的选官制度有哪些发展。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述科举制推行的积极意义。
（4）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特点。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按“官有能而禄有功”的原则，废除血缘世袭的贵族制，建立起官僚行政制度。秦至汉初，秉承法家理念，功与能为官吏升迁任免的主要依据。汉武帝以后，儒生出身的官吏地位上升，官吏个人品行对于引导、教化百姓的功用日益受到重视。东汉时，士大夫追逐基于德行的“名”，官吏矫情虚伪而无实际才能成为普遍现象，曹操执政，强调“唯才是举”，功、能者优先，“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西魏北周选任官吏，突出思想品行的重要性：“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治民。”强调对官员的品行和政绩考核。“其志行名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去之……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材料二 唐代将品德与任职态度方面的“四善”作为考察官员最重要的内容：“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同时规定各类职务的最佳业绩标准，称作“最”。每年考核，公示结果。考核分为九等：“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居官饰诈，贪浊存状，为下下。”“善”是获得薪酬奖励与迅速提升的关键。
——据《新唐书》
材料三 取士概归学堂，固已明示天下以作新之基……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
查科场试士，但凭文字之短长，不问人品之贤否。是以暗中摸索，最足为世诟讥。今学堂定章于各项科学外，另立品行一门，用积分法，与各门科学一体考核，同记分数，共分言语、容止、行动、作事、交际、出游六项，随处稽查，第其等差，至考试时，亦以该生平日品行分数，并合计算。
凡算学、地理、财政、兵事、交涉、铁路、矿务、警察、外国政法等事，但有一长，皆可保送。俟考试时分别去取……其取定者，酌量用为主事、中书、知县官。
——摘编自《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会奏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1905年)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至唐官员选拔所体现的“德”、“才”观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清末对“德”、“才”的新认识。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清末对“德”、“才”的新认识。
材料一察举制强调以德行、才学为主，由丞相、列侯、刺史等官员甄别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考核合格后授予官职……察举制奉行“以德取人”的价值取向，希望实现……为政以德、教民以德，以及由深仁厚泽的君子贤人任官。
——陈荣香、杨月坤《人才选拔应兼顾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
材料二隋炀帝时增设进士科……经过唐代的发展，考试作为一项重要制度确立起来。这样，士人可以不经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从而纠正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垄断用人做官大权的状况。
——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三明初开科取士并无南北之分，中期以后有了分地录取的新规定。中央会试首先是南北分卷，后来进一步按南、北、中地域分卷考试，对不同地域考生按比例录取，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才地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等
请回答：
（1）材料一中的察举制始行于哪一朝代？其对官员素质的期待，体现了我国古代哪一思想流派的治国理念？
（2）分别指出魏晋和隋唐时期选官制度的名称。据材料二，概括隋唐时期选官制度的主要特点。
（3）据材料三，指出明中期以后“开科取士”的新规定及其作用。
（4）选官用人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据上述材料归纳古代选官制度所蕴含的积极的价值取向。
材料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社会巨变的战国时期。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宋初统治者认识到官员的俸禄与其廉洁的关系，实行了一项精简官编制、合并州县、提高官吏待遇的政策。州县官员编制精简后，每位州县官加俸五千钱，之后又不断增加各种额外的津贴。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给予官员的俸禄待适是最为优厚的。宋代的这种高薪，对于官员的廉政有正面的保障作用。
——《宋史》
材料三 朱元璋坚持“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的观点，立下了“杀尽贪官”的决心，制定峻法，惩治贪官.《大诰》就是其重典治贪的具体表现。《大诰》中普列各式酷刑，如断手、斩趾、阁割、枭首、凌迟等三十多种。朱元璋还创造“剥皮实草”之刑，凡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朱元璋还建立了厂卫制度，锦衣卫直接绕过国家正常的司法机构进行缉捕、拷问，其主要惩治对象是不法官吏。
——单卫华、赖红卫、张相军《中国廉政文化史》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和材料三分别概括宋初和明初廉政措施的特点，并分析历代封建王朝重视监察制度建设的原因。
（3）结合所学知识评价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认识。
材料一 礼教是古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中最基本的内容。始于西周，注重将礼义的传授与礼仪的训练相结合，主要体现在学生的日常教育中；春秋战国时期，礼教理论逐渐形成与发展；汉王朝将礼教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重视礼仪规范建设，制定了礼仪规范，并通过学校进行礼仪教育；西晋时期比较重视学礼，北魏孝文帝将礼教视为治国之本；唐代以化民成俗来实施礼教，用制度规定强化礼教，完善礼的内容，且通过对孔子的褒奖、树立孔子在教育中的地位来实施礼教；宋代统治者，重视兴建孔庙和对孔子及其门人和后裔的封赐优礼，这一点在族规家训中也有充分体现；在明代的小学课程结构中，规定晚学把习礼仪、演习诸礼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小学教材也把《家礼》作为教本。清朝继承了之前的礼教内容和方式。
——摘编自傅琳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材料二 建党初期，我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抓革命教育，创办工农业余学校和革命干部学校；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1928年，毛泽东指出要实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古田会议确立了红军教育的思想和方法；抗战时期，党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干部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1936—1938年间创办了一大批培养抗日革命干部为目标的干部学校。为了克服我党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错误倾向，我党第一次在党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
——摘编自王秀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礼教的特点及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开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