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入关前，凡军国大政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入关后，这种传统被继承了下来。议政王大臣会议由满族上层贵族组成，也称“国议”（或公议），权力很大，“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雍正七年（1729年），为方便及时处理西北地区与准噶尔部的作战军务，始设军需房，以亲王、大臣充任。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雍正十年三月，颁军机处印信。军机处承旨办理机务，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诸王参预政务的权力。军机处大臣随时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定，即所谓的“无专官”。凡被选入军机处的大臣，都是皇帝宠眷的亲信，参与军国大政，但决定权在皇帝。军机大臣不过是皇帝的机要秘书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材料二 当辉格派在政治上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期间，他们的领导人罗伯特·沃波尔长期（1721～1742年）担任政治上的重要职务。1714年辉格派在大选中获胜后，次年沃波尔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不久解职，但于1721年重新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在当时的内阁大臣中，财政大臣总是处于首要的地位，也就是首席大臣。人们有时直接称他为“首相”，意指他的地位在各大臣中在重要性和权力等方面都处于首要的地位。事实上，沃波尔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内阁首相。他虽然是由国王任命，但他的权力实际上来自下院中辉格派的支持。在他的内阁中，大臣们都依附于他，尽管他们名义上也是由国王任命的。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英两国在政治形态方面发生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时中英两国政治制度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材料：唐代科举每次录取少则几人，多则二三十人。宋代重文治，宋太祖时取士仍比较严格，但总数已有所增加。宋太宗时，因州县缺官，大规模录用士人，参加省试的举人往往多达一、二万人，每次平均录取进士230人。至徽宗时期，每次平均多达680余人。纵观整个宋朝，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二万人数以上，人数之多，是历代所没有的。录取的人数不仅多，对屡次不中的也会进行照顾。“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日特奏名。”真宗成平三年时，赐河北进士、诸科三百五十人及第、同出身。落第后，自愿考试武艺及量才录用的，又有五百余人，全部赏赐辨装费抚慰并发遣他们，命礼部列为一次科举。“较艺之祥，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
——摘编自梁玉《浅谈宋代科举制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扩大科举录取名额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扩大科举录取名额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材料一 秦简上载有秦朝“为吏之道”，严格规定了官吏的行为规范，包括“冱善”、“五失”。 唐太宗重视对大臣的廉政教育：“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我国古代对官员的考核主要包括政绩和德行，最早可见于《周礼》中的“八法”与“六记”。前者考核官员政绩，后者侧重考核德行。对官员德行的考核，从先秦到明清历朝看来，趋向于细化和严厉。例如唐代的“四善”就是把官员的道德修养放在考核的首位。
——李丽珊《谈中国防治腐败的历史努力》
材料二 肖玉壁在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采用多收少报的方法欺瞒上级。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壁死刑，他不服，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肖玉壁被执行枪决后，《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摘编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反贪腐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材料三 武汉大学法学院马克昌教授在二十二届世界法律大会“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专题研讨会上表示，为严厉打击腐败现象，中国从立法、司法、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但修改、完善了有关腐败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立法，在中国检察机关专门设立了负责侦查、起诉涉嫌腐败犯罪案件的反贪污贿赂局，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专门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也取得明显成效。
——节选自襄阳党建网（2005年9月）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王朝为预防腐败、加强德治的主要措施。
(2) 根据材料二，说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态度。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处理“肖玉壁”案的重大意义。
（3）依据材料三，指出新时期廉政建设的新特点。
4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依靠其优越的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在东亚保持领袖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缅甸等周边小国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封贡体系体现了儒家的礼仪观念，并确认一个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其中享有优越地位，安如磐石且不可侵犯。清廷坚持封贡体系不仅适用于亚洲周边国家，也适用于其他想与中国建立关系的西方国家。清廷把西方国家的使节当作藩属国使臣对待，作为内政的一部分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处理，而没有专门常设的外交机构。
——摘编自徐中约《l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势力的纷纷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清廷中一些比较早的“开眼看世界”的大臣开始探索在西方外交语境下建立适应国际交往需求的外交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汀《北京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186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京设立，专门办理对西方各国的交涉及各项洋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应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中华民国建立后，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立即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组外交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蒋介石成功出席开罗会议，并于会后发表《开罗会议宣言》，“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表明国际体系平等地接纳了中国，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近代化转型至此基本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中国外交体制形成的原因，并分析说明其与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区别。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后中国外交机构的变化趋势，并对中国近代外交进行评价。
5 . 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公羊传·隐公元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说到和平统一，是我在数年前发起的主张。不过那些军阀都不赞成，所以总是不能实行这种主张。这次我到北方去，能够做成和平统一，也未可知。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孙中山始终把武装斗争视为达到国家统一应采取的主要方式。为实现国家统一，孙中山一生都在不断与各派势力作斗争。在坚持武力统一的同时，孙中山从未放弃过和平统一的努力。
——摘编自王建《论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
材料三香港回归前夕，一般市民对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还是有一点担心。几年过去了，中国领导人认真执行了“不干预”政策，赢得了香港人的信心。即使是英美政府，对中国的表现也表示了满意，他们只能挑剔一下香港的选举制度尚不算十分民主。本来香港市民对解放军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怀有戒心的，但驻港部队解放军严格的纪律改变了港人的印象。
——佚名《香港回归回忆录》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其反映的中国古代国家理念。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理念在中国秦王朝政治中是如何实现的？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孙中山先生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主张。
（3）材料三中的“不干预”政策指的是中国政府和平统一祖国的哪一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国家统一”的认识。
材料一 科举选官制是中国文官制的基石。因为它的考试内容和形式正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因此从隋唐时期开始就成为历代统治者选官的主要途径。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经义，与各种政务并不相合，主要的目的是笼络读书人，愚化百姓。科举考试的形式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经过乡试、会试、殿试，从初级到高级的层级考试选拔，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已深深地灌输到应试士子的心里，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统治的社会基础。
材料二 1861年京师同文馆设立之初只是一个单纯地培养西方语言人才的机构。此后随着其不断发展，先后添设了撰修馆、天文算学馆和格致馆……京师同文馆对学生的升迁制度为：“大考绩优，可授七、八、九品官。在馆绩优学生，固有随时派充总署翻译，或赴有关衙门差委，或分赴各省任职，或随使出洋，或担任教职，出路不一而定，其七品官大考两次，可以投为主事”。……同文馆选送的官员分派到各衙门，尽管为数很少，但由于其知识的实用性，无疑会对传统的官员形成一定的冲击，给传统的衙门补充了新鲜血液。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逯慧娟《同文馆与中国文官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科举选官制的特征和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科举文官制相比，近代同文馆选送官员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
——《春秋·公羊传》
材料二 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间，史之阀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三 吕思勉认为：“封建者，统一之反也。封建之制废，则统一之业成矣。然后世又有为统一之梗者，则叛民、叛将之割据是也。柳子厚（柳宗元）谓秦有叛民，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盖郡县之设，既无世袭，不得私有其土而有其民，而又不假之以兵，其势固无从叛。”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大一统”国家形式在战国时期面临的困境。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以后维护“大一统”的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