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虽然（学界）一再强调科举制度体现了极大的公平性和公开性，然而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它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在少数几类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中，就有女性。科举制度始终将女性排斥在外，这与时代进步所带来的“男女平等”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也不为社会发展所认可。此外，科举考试的层层选拔不仅需要应试者投入大量的时间，更需要投入相当多的财力。很多人因为家境贫寒而没条件读书，有的即便自学成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其远赴京城参加考试。“学而优则仕”这条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出人头地之路，很大程度上只为富裕人家、官宦人家以及书香世家的子弟铺就。

——摘编自舒盼盼、孙颖政、施杭露《浅谈科举制对我国教育的影响》

材料二 中国的白话长篇小说，在知识分子及市民阶层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出身于历代显宣之家，十八岁中秀才，乾隆元年（1735年）安徽巡抚荐其应博学鸿词（科举考试的特设科目之一），他托病不就，投身市井，他把民间口语加以提炼，以朴素、幽默、本色的语言，描写科举的腐朽黑暗，腐儒及假名士的庸俗可笑，贪官污吏的刻薄可鄙……时人评价《儒林外史》说，“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象物，魃魅魍魎，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腑，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还有人特地跑到茶馆中去体验现实，名之为“温习《儒林外史》”。

——摘编自洪江《儒林外史前言》（重印）

材料一 秀才、孝廉从州郡中选拔出来后，在中央接受考试，考试成绩获得中正的承认后，成为乡品。大体上成绩甲等转换为乡品二品，乙等为三品，丙等为四品。他们经过艰难的考试，好不容易才获得乡品四品。而另一方面，世家子弟因清谈而活跃于社交界，唾手便获得乡品二品。结果，孝廉制度被包括于九品官人法之中，与其说是选拔人才，不如说是压抑人才，成为只有下层士人参加的选举。这样，九品官人法成为贵族运作的且只对现有贵族阶级有利的制度。

——摘编自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材料二 随着门阀制度腐朽性的暴露，国家为了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必须有强力的官僚队伍支持和相应的选拔手段。州县长官不得辟署属僚，其任用权收归中央，中央吏部不断将大批有任官资格的人掌握在自己手中。隋大业初年，科举制应运而生，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终止，影响中国社会长达1300年。科举制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人才选拔制度，能把不同阶层的精英分子源源不断地吸纳到统治层内，统治基础不断扩大，官僚体系也获得了有效的代谢机制。为了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识字一读书一考试”的道路，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由于百姓识字率的上升而相应地得到提高。比较偏远的云贵地区，其文化层次无法与先进的江南地区相比。中央政府基于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为保证相对落后地区文化的继起和发展，采取分区配额制，保证偏僻地区的权利和机会。

——摘编自牛建强《科举制是如何产生的》

材料 唐初进士科考试只试策,并不试文,后来又增加了帖读、帖经和杂文等形式不ー、不够规范的考试项目,但不定。高宗时,杂文成为进士考试的法定项目。开元以来,科举和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时海内和平,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唐玄宗遂对进士考试进行了两次改革。一是开元六年,针对考试中的浮艳文风,下诏要求“自今以后,不得更然”,科场及文坛都有所触动,时为宰相的张说和苏颋在骈文写作中崇雅浮艳,运散入骈。在当时,宰相有阅榜及定夺取士名单的特权,苏、张的文风之变对文坛骈丽浮艳之习有改易之功。二是开元二十五年,针对进士试中诗赋过于讲究声律的现象,颁布《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调后的进士试确立了“三项剖”:帖经、杂文、策,更加重视文词。

——摘编自张晓敏《唐代进士科改革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