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礼记》记载了最早的“谏议”传统,上古有虞氏部落设立“尊老”制度。年长者通过智慧与影响力内化百姓,外谋发展左右舆论,教化法礼已具备现代智库的基本特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和士大夫们普遍建立“养士”制度,被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决策咨询机构雏形“稷下学宫”,汇集天下英才,使齐国一度成为当时最强盛的诸侯国。
秦汉时期正式设置谏议制度委以谏议大夫等官职向皇帝直言,包括奏议和封驳等。秦朝还设置了“博士”官制,让当时的知识渊博者担任政策咨询与决策顾问的角色。六朝时期进谏与封驳的功能分到了门下省,成为中央建制的定规。经过数百年的演变,谏议制度已相当正式化与行政权力分工明晰。唐代决策咨询机制得以强化,谏议制度更为兴盛。不仅设立翰林院,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传承还有草拟机密诏书的职能,更建立了成熟的谏官系统。宋代沿承了翰林院制度,翰林学士在改制后成为正三品的正式官员,是皇帝名符其实的“专职高级顾问”。
——摘编自王文《古代中国智库的理念制度与实践》
材料二 明代设置殿阁大学士为辅政官员,担任皇帝顾问。此外还有诸如掌院学士、侍讲侍读,庶吉士等不同分工与级别的官职,机构越来越庞大智库作用越来越明显。清代的决策咨询制度与机制则更为庞杂。殿阁大学士得以沿袭并设四殿二阁。随着清朝不断卷入近现代的全球化进程中,地方摆脱中央自行招募僚佐以帮助治理地方事务,成为清代政治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最典型的幕府事例,莫过于曾国藩幕府,其培养出来的李鸿章、左宗棠等多位晚清大臣。
——摘编自王文《古代中国智库的理念、制度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代智库发展呈现出的基本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智库制度得到强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智库的作用。
出处 | 记载内容 |
《汉书·百官公卿表》 |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 |
《汉书·高帝纪》 | 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以职相监临 |
《汉书·朱博传》 | 御史大夫昌(周昌)下相国,相国绑侯何(萧何)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 |
A.成为独立的监察机构长官 | B.尚未设处理公务的固定场所 |
C.机构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 | D.监察权和行政权有一定交叉 |
材料一 中国封建统治者较早就尝试建立中枢决策的牵制机制。汉武帝时期,不定期运用宗亲、外戚参与中枢政要,外廷之丞相等重臣受内官压制,往往“大政定方始知”。唐初三省之长均为正一品宰相,唐太宗时以二品官“参知政事”牵制相权,唐高宗以后三品、四品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与中枢政要。雍正帝设军机处,如同国家紧急事务办公室,来自各部门、各品级的官员充任“军机上行走”,走马灯似地轮流值班,上传下达。照章办事。
——摘编自陆杰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在效忠和效率这对困扰所有国家官僚机构的矛盾中,中国传统国家一向着意点就是前者。一个庞大的全能式的行政体系,本身存在无限扩张权力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另外一种机制制衡,后果将难以设想,这将会导致皇权无法有效地控制局面。中国古代监察系统即是这种制衡机制的表现之一,如秦朝设立监察百官的御史大夫、汉朝设立刺史进行巡视监察、宋朝设置“四监司”和通判对各州进行监控等。
——摘编自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中枢决策牵制机制的演变趋势。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古代建立牵制和制衡机制的共同目的。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监察系统对“效忠”和“效率”的影响。
A.维护了监察机构的权威地位 | B.利于提升监察官责任意识 |
C.确保了国家机构的良性运行 | D.维护了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
A.最高监察机构名存实亡 | B.御史拥有了谏官的议事权 |
C.中央对地方监察权力弱化 | D.官吏贪腐现象得到有效整治 |
A.三省职权分工较为混乱 | B.注重对诉讼审判的监督 |
C.司法部门冗官现象严重 | D.中枢行政遵循理性原则 |
A.具有垂直有效的监察特色 | B.严格限制宰相权力的行使 |
C.消除了唐朝各种腐败现象 | D.彻底解决了地方割据问题 |
A.发展轨迹和专制制度强化趋势呈相反方向 |
B.受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影响而渐趋消亡 |
C.是封建王朝制约皇权专制的主要手段 |
D.符合最高统治者监察百官的政治需求 |
A.内容丰富,体系完备 | B.以小监大,以卑督尊 |
C.地位独立,专权跋扈 | D.分工合作,职责明确 |
A.秦代 | B.汉代 | C.唐代 | D.宋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