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诏贤良曰：“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元朔元年冬十一月，有司奏议曰：“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摘自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

材料二 隋唐五代是中央监察制度的长足发展阶段。御史在秦汉隶属于少府，魏晋南朝隶属于内省。隋初，御史“依旧入直禁中”，炀帝大业年间“始罢御史直宿”禁中之制。自此，御史完全脱离了宫禁，成为相对独立的中央专职监察官。隋炀帝还精简门下省机构，把城门、殿内、尚食、尚药、御府等五局从门下省中分离出来，使门下省逐渐成了掌“省读奏案”的封驳机构。隋朝除御史台之外，增设司隶台和谒者台，与御史台合称三台。御史台负责监察中央官吏，司隶台和谒者台监察地方。

——摘自贾玉英等《监察制度发展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体制是一项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中国古代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监察范围宽泛，如汉初的《监御史九条》中，监察有讼者、盗贼者、伪铸钱者、非所当服者等。弹奏对象既可纠弹“官非其人”，也可议奏言“政非其理”。据统计，清代科道官共上奏疏687篇，其中弹勒之疏约占30%，言事之疏约占70%，许多事项实际上都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一般事务。中国古代的监察不仅“劫”，还有“举（荐）”，其功能是罚赏俱有。此外，古代监察在违法犯罪发生之前就介入”事前监察”。在帝国政体下，监察的独立只能是外在的、相对的，而依附皇权是内在的、绝对的。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

材料二   孙中山在中国监察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监察权”的概念，至今仍为理论界和我们的法律法规所采用。监察权必须独立的思想，则是孙中山监察思想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亦是他长期一贯的思想。同时，他主张监察权是由国民大会授予的，必须对国民大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孙中山认为监察权应当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一样独立，主张建立立法、行政、司法、考选和纠察“五权分立”的政府架构。孙中山的监察思想，作为他民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中国国情，“集合中外之精神”，达到了同时代人所难以达到之高度。

——摘编自王晓天《孙中山的监察思想》

材料三   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对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中国的监察体制改革正逐渐步入深水区，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探索实践的国境。从斯大林开始，苏联监察体制逐渐失去效力，导致苏联出现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改革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从监察职能延伸、监察主体的合理构建、纪法与法法的街接以及权力监督格局上进行路径创新，进一步提升国家腐败治理能力。

——摘编自聂应德、付扬《试论我国监察体制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