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朝在我国古代对外贸易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丝路贸易重新兴盛。通过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元廷分别与欧洲、阿拉伯及小亚细亚建立了外贸联系。中西陆路交通线之复杂，商旅之频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海港遍布东南沿海，尤以泉州、广州等七处为重。统治者在海港城市专设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使得舶来品的数量和品种都远超前代，且增长趋势明显。诚如时人所称:泉州的“各种货物堆积如山，仅胡椒一项，数量非常可观”，“而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的胡椒，就相形见绌了，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舶来物品输入沿海港口后，由商贩们贩运、销往全国各地。我国商舶东起高丽、日本，西抵非洲海岸，十分活跃。
——摘编自王珍曙《元时期对外贸易的空前繁荣》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加速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外贸法律相继出台、关税水平大幅降低等一系列改革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注入更鲜活的动力。其间，货物贸易规模以年均14%左右的速度持续扩张，200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743亿美元，是1978年的23倍，位列全球第七。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贸易商品中的占比将近90%。出口市场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经济体。对外贸易主体构成实现了多元化。外资企业通过投入资金、先进技术等与中国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纷纷将中国作为生产与出口加工平台，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
——摘编自盛斌、魏方《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对外贸易发展的表现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特点及其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宋朝时期，我国与日本的海上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宋日海上贸易交易的物品种类繁多，中国出口日本的主要有丝绸、铜钱、书籍、药材等。宋朝商船频繁往返于中日两国间，将搭乘船只的中国商人、僧侣、工匠、医者等送入日本，更有部分人士选择定居日本，为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平安时代的权臣平清盛掌权时期，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亲自会见宋商，整饬濑户内海航路，使宋日贸易中心由博多移至京都，而宋日贸易也成为了其内政外交的基石。
——摘编自邵艳平《宋日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
材料二 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率庞大的商贸舰队，满载丝绸锦缎、四书五经、名家绘画、茶叶、瓷器、纸张等中国物产，先后七次下西洋，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先后到达南洋、印度洋等30多个国家，远达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秉持儒家“以德服人"的仁政原则和“厚往薄来”“不欺寡，不凌弱”的和平外交宗旨，交好东南亚、印度洋诸国，共同推进社会的和平安定。郑和下西洋体现明王朝“四海一家广示无外”的中华人文情怀与“和顺万邦""共事天下”的远大政治理想，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新征程。
——摘编自朱丽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早期传播》
(1)根据材料一，分析宋日贸易对日本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郑和下西洋的作用。
材料一 大秦（罗马帝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摘编自范晔《后汉书·西域传》
材料二 史籍记载，从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到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的200年间，阿拉伯帝国的商人、使节来我国的次数共49次。宋代的海外贸易额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例，我国和阿拉伯帝国的贸易居当时海外贸易之首。宋朝时期的阿拉伯商人，不仅从事贸易活动，而且还积极传播伊斯兰文化。此外，他们将阿拉伯音乐和建筑技术等传入我国，把我国的造纸术、火药、丝织、陶瓷等工艺技术带回了阿拉伯帝国，为世界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摘编自丁克家《唐宋时期我国与阿拉伯帝四的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帝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朝与阿拉伯帝国交往的特点以及影响。
明初对于四夷朝贡，明太祖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厚往而薄来”。永乐朝以来，西番朝贡制度出现显著变化。一是僧人（或假此身份）逐渐成为西番朝贡使团的主体，二是明朝对西番朝贡赏赐的对象扩大，按员给赏。再次，入贡番僧还多在沿途购买军器、私茶等违禁物品，甚至贩买人口，时常引发民事纠纷乃至刑事案件。隆庆元年（1567）明朝的统治已是危机四伏，八月，户部报告“京帑所存，仅足三月，计今岁尚亏九月有奇，边军百万，悉无所需”。为此，明宪宗决定从“冒贡”违制入手进行改革，实行定贡期、定人数、定贡道，加大对当地官员随意遣送的惩治，减少对西番僧人的供俸赏赐等措施。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朝贡的天下理想与王朝治理的经济理性之间张力的弥合，反映了以“厚往而薄来”为基本特征的朝贡制度在王朝的边疆民族治理体系中的衰落与转型。
——摘编自曾现江张凯强《明朝隆庆三年西番朝贡制度改革：天下理想与经济理性兼顾》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番朝贡制度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西番朝贡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16世纪，英格兰就有373个地方存在市场，占总数的37%。市场城镇的规模和功能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拥有300-400人口的小城镇，市场的影响所及为周围几英里的农村；第二种是人口在600-1000人或偶尔2000人的市场城镇，几乎所有的郡都有半打这样的市场城镇；最大的市场城镇是郡府所在地，英国东南部的五大郡各有2个彼此竞争的郡城，居民通常为几千人，具有悠久的自治传统，在经济和思维方式上影响着广大农村。
——摘编自徐浩《中世纪西欧市场和市集制度新探》
材料二 成化时期（1465-1487年），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在交通便利的地方，镇市逐渐兴起。其中，一少部分是宋元旧有市镇的复苏与扩张，而大多数是新产生的。到万历以后，其市镇总数不下200个，其中规模大、功能全的镇至少有160个。这些市镇之间的距离大体在10-30里之间，一般最大距离不超过农家一日舟行往返足以完成买卖的路程。……在江南地区，一般在每个市镇的周围，都有密集的从事小商品生产的村坊和初级集市环绕，这些市镇作为商品集散之地，又与本府州和临近府州的治所所在地的中心城市互相沟通联结，形成一个以水路舟行为基本交通脉络的网状结构。
——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促进英国市镇发展的因素。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英市镇经济发展的不同结果。
材料一 所谓“富民”阶层，是中唐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宋人苏辙说：“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南宋叶适对富民的重要性作了最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宋代以来，国家不断推行改革。历代改革均涉及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但一般来说，均平赋役和整顿吏治始终是国家改革的两个重点。而这两者又均与“富民”阶层紧密相关。“宋王朝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户等制而实现”，而乡村组织一级头目基本都是由户等靠前的富民群体来担任。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憬《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 明清时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市镇，一大批工商业市镇以及商品经济发达的府域得到快速发展，其中江南地区尤多。刘家港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依托发达的航运，商品北达京师，西至巴蜀，甚至销往欧洲，消费市场十分广阔。明中后期的苏州，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手工业者或与之相关联的从业人员在当地生产出的大量商品都被销往外地，江南地区自古就有“重农不抑商，扶商不危农”的商贸传统。江南市镇从农村商业产业链的发端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发展手工制造业，向内、向外拓展交易市场，形成了富有江南特色的商品经济模式。
——摘编自张轶伦《明清江南市镇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富民”阶层崛起的原因，并从国家发展与治理的角度分析“富民”阶层产生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认为使用近百年的都城平城“只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而洛阳是帝宅王里，可“光宅中原”，故有意迁都。由于迭经战乱，洛阳早已衰败，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巡幸洛阳，令穆亮和与汉族人氏李冲、董爵等人筹划重建。两年之后，北魏“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洛阳城的核心格局继承、发展了中原正统王朝的都城模式和制度。迁洛早期重建的洛阳宫太极殿广泛吸收、借鉴了魏晋洛阳城、南朝建康城和平城太极殿的形制。整个城市分为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布局谨严，规模宏大，远超前代。筑外郭城以及在城内统一规划建造里坊，郭城区域的功能进一步明确和丰富。
——摘编自钱国祥《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等
材料二 在灯火困难的古代，官方对于民众作息时间的管理，是一件关涉到“秩序”的大事。朱熹曾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北宋初，《宋刑统》明确规定：“犯夜（禁）者，笞二十。”后宋太宗仿照唐制，于东京城设置街鼓，在夜禁开始与终止时击鼓通报。宋仁宗时，夜禁仍然实行，但此时的东京城已“不闻街鼓之声”。北宋末，东京城的州桥夜市“直至三更”，马行街一带“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夜禁实际上已经废除，古代城市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变革得以完成。
——摘编自冯之余《古代中国的黑夜秩序》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孝文帝重建洛阳的原因和举措。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初东京城实行夜禁制度的原因，并说明其废除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1)分别指出上述史料的类型，并运用这些史料说明中国古人是如何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的。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农业史上，发生过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粮食生产革命，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粮食格局，还对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延续至今。第一次粮食革命发生在宋代，标志性事件是来自于越南的“占城稻’被引入中国，首先在我国东南沿海等地开始种植，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国各地的水稻种植区;第二次发生在明末清初，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美洲等地的一些特有物种传播到中国，其中粮食作物以玉米、马铃薯、番薯为主，它们能在较恶劣的条件下生长，不占用平原耕地又被称为“高产旱地作物”，改变了我国此前以稻、麦、粟等为主的粮食结构，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粮食系统。
——摘编自刘宇杰《告别饥荒---饥荒成因与应对的历史考察》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清初“粮食革命”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影响。
材料三 农业是中国的社会基础，凡适合农业发展的地方就有家族的迁入，就有人口繁衍，就有文明的滋生和发展。中国农业文明形成了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庞大的人口，二是以家族为核心的体系....保留有聚居的家族和多家族聚居的村镇，本身就是文明承载和发展的体系，这是中国文明延续的社会基础。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指出影响我国农业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海运和造船业的发达，中外海上交通有了重大发展。从广州出发，沿马来半岛，经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巴格达的海上中西航线已初步形成。这条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有力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这时期中国与外国的水陆交通、商贸、文化交流都超越了前代，并为以后隋唐时期中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编自詹子庆《中国古代历史上册》
材料二 宋代是海外贸易得到空前发展的时期。较之前代，宋代港口广泛分布于北起京东路、南至海南岛的广大区域，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当时的贸易范围已远至红海沿岸及非洲东海岸。不但进出口的商品种类增加，而且贸易额也有所扩大，一个海商一次贩运的货物价值高达数十万贯。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鼓励支持的态度，“江海求利，以资国用”。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三 明朝洪武三年（1370）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禁止商船出海贸易，海上丝绸之路一度中断。郑和下西洋以后，海禁屡开屡禁。总的来看，明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越来越保守。不过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形成一些新的航路，如通过马尼拉至拉丁美洲的航线便是这个时期由西班牙开辟的。
——摘编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海外贸易空前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在对外方面，明清政府的政策和同时期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
材料一
| ① 开元初，栗田（日本使臣） 复朝，请从诸儒受经……其副 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 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官职 名称），多所该识（掌握众多学 识），久乃还。 ——《新唐书》 | ②  榆林窟壁画《玄奘西行求法》 | ③ 在印度尼西亚打捞的一艘唐代 商船中，发现的带阿拉伯人像的长沙 窑瓷器 |
材料二 1757年，清朝将通商口岸缩减至广州一处，对外贸易皆由官府指定的广州 “十三行”行商代理。清政府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禁止外商雇役华人办事，规定外商平时不能随便走出商馆，只能在每月逢八之日出外游览散步，且人数不得超过十人，对华人出洋船只型制大小、货物品种数量、商贩水手人数、往返期限等，清政府也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1861年)
(1)指出①②③的史料类型，并依据上述史料概括唐代对外交流的特点。
(2)材料二反映清朝在对外贸易方面采取什么政策?结合所学简析其影响。
(3)依据材料三，概括曾国藩的主张及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