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班牙在征服美洲之后，在亚洲吕宋（今菲律宾）建立了新的殖民地，为了将菲律宾当地和明朝的优质产品运往美洲和欧洲，西班牙人开始探索一条可从菲律宾返回墨西哥的太平洋航线。1565年，航海家乌尔达内塔从菲律宾起航，开辟了一条西起吕宋马尼拉、东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全新航道，这条航道被称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250多年间，无数中国丝织品运抵美洲市场，用以交换产自西属美洲的白银。银丝贸易不仅是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主要内容，也贯穿其始终。航海技术的革新，中西两国政策上的放松都客观上为银丝贸易提供了条件。16世纪中后期，银丝贸易逐步兴起。

——据全毅《漳州月港与大帆船贸易时代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等整理

材料二：白银流入对中国的影响。

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即北地，惟民间贸易，而官帑出纳仍用银。则钱之所行无几耳。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7“钱法议”

白银流向中国（作为出口的回报）。……到1600年，这种贸易造成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白银流入从宁波到广州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对丝绸的旺盛需求引发土地使用方式的重大变化……（另外）到1700年，大约一半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低处种植桑树、棉花、甘蔗和水稻，高处种植玉米和红薯）。

（岭南的）农民不种棉花而种植甘蔗，用加工制成的蔗糖换取华中和华北的棉花。大部分棉花经过纺织加工再出口到南洋。这样，由于对棉纺织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就推动了甘蔗逐渐取代水稻（占用原有的水田，而种植棉花则需要开垦其他类型的土地）……没有导致（也不需要）另外开垦土地来种植供市场销售的甘蔗，这样就缩减了珠江三角洲及邻近地区的水稻产量，从而增加了市场对稻米的需求。对丝绸的需求增加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水稻田被非食品类经济作物挤占的情况。

——【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材料一：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桎梏。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材料一：手工业是中国古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中国的手工业就已经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西汉时期，在齐郡设置的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到明代前期时，官营手工业占用的工匠已多达三十余万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部门，同时古代中国手工业生产有着大量的发明创造，如造纸术、印刷术等；也有着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各项技术，如冶金技术中的灌钢法；同时古代中国陶瓷、纺织、漆器等手工业中令人惊叹的精湛工艺水平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摘编自黄文莲《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点》

材料二：在近代中国，无论城市的还是乡村的手工业，也无论是手工工场还是家庭手工业，大多是在商业资本的支配下徐徐发展。从1875年的磁州煤矿到1890年的大冶煤矿，在中国第一代的14家新式煤矿中，无一由原来手工采煤的土窑业转化而来。在商人包买主广泛控制下的手工棉纺织业，也无一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机器纺织工人。中国近代手工业在进入20世纪之后，一些手工工场开始使用机器。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始终以分散的个体生产为主体，没有摆脱“悉听小民自为”的家庭生产之境况。

——摘编自陈庆德《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

材料一   中世纪，欧洲城市规模一般不超过5000人，13世纪，英国最大的城市伦敦，4万人左右。而中国开封有一百五十万人，超过二十万人口的有六个，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多个。

材料二   北宋时，出现了一种既轻便而又易得原料的纸币——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南宋时，通行“会子”“关子”等纸币。

材料三　宋朝的海外贸易超过前代，广州、泉州是闻名世界的大商港，中国商船的踪迹，近至朝鲜、日本，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

材料四     在11至12世纪。城市普遍展开了反对封建领主、争取城市自治的斗争。一些比较富裕的城市，往往通过赎买获得自治权，但许多城市却依靠武装斗争获得不同程度的独立与自主。

材料五     中古西欧城市是作为经济中心出现的，……城市所集中的手工业和商业所构成的商品经济从一开始就对封建制度起到了瓦解作用。……城市里的市民阶级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

材料一   16世纪，英格兰就有373个地方存在市场，占总数的37%。市场城镇的规模和功能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拥有300-400人口的小城镇，市场的影响所及为周围几英里的农村；第二种是人口在600-1000人或偶尔2000人的市场城镇，几乎所有的郡都有半打这样的市场城镇；最大的市场城镇是郡府所在地，英国东南部的五大郡各有2个彼此竞争的郡城，居民通常为几千人，具有悠久的自治传统，在经济和思维方式上影响着广大农村。

——摘编自徐浩《中世纪西欧市场和市集制度新探》

材料二   成化时期（1465-1487年），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在交通便利的地方，镇市逐渐兴起。其中，一少部分是宋元旧有市镇的复苏与扩张，而大多数是新产生的。到万历以后，其市镇总数不下200个，其中规模大、功能全的镇至少有160个。这些市镇之间的距离大体在10-30里之间，一般最大距离不超过农家一日舟行往返足以完成买卖的路程。……在江南地区，一般在每个市镇的周围，都有密集的从事小商品生产的村坊和初级集市环绕，这些市镇作为商品集散之地，又与本府州和临近府州的治所所在地的中心城市互相沟通联结，形成一个以水路舟行为基本交通脉络的网状结构。

——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一   上古时期，人们只称“城”，而不称或少称“城市”。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

——摘编自徐龙国《中国古代城市与文明起源》

材料二   中国早期城市制度是由《周礼》规定的。在《周礼》之后，古代城市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国家的权力确认。从秦汉以后到宋，中国的城市政治制度既体现为国家结构的严密，也体现为市场和社会、家庭要素的功能性导入。

——摘编自姚尚建《在城市革命之前——中国古代城市的制度巩固》

材料三   近代以来进入工业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增长。中国城市发生分化，部分城市衰落，而另一部分城市因被迫开放成为通商口岸脱颖而出，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等沿江、沿海的中等城市相继发展成为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

——摘编自何一民《试析近代中国大城市崛起的主要条件》

材料四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国家，却也较早承受了转型时期公共卫生状况严重恶化的后果，不得不摸索出一套适应域市化、工业化发展需要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最终，英国构建出一套以地方政府为核心，辅以中央政府监督引导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

——摘编自王广坤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一中国古代农业史上，发生过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粮食生产革命,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粮食格局，还对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次粮食革命发生在宋代，标志性事件是来自于越南的“占城稻”被引入中国，首先在我国东南沿海等地开始种植，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国各地的水稻种植区;第二次发生在明末清初,美洲等地的一些特有物种传播到中国，其中粮食作物以玉米、马铃薯、番薯为主，它们能在较恶劣的条件下生长，改变了我国此前以稻、麦、粟等为主的粮食结构，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粮食系统。

——摘编自刘宇杰《告别饥荒---饥荒成因与应对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明清各时期农民平均生活水平估算

——摘自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