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抗战时期的工业西迁从1937年8月至1940年底基本结束，历时3年。内迁的厂矿共448家，迁入四川254家，占54%；迁入湖南121家，占29.2%，迁入广西23家，占5.1%。湖南、广西两地的民营工厂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湘桂大溃退，绝大部分又迁入了四川，至此，抗战时期的工业绝大部分迁入四川。

——凤凰资讯2015年

材料二   1964年6～8月，毛泽东提出建设西部后方的主张：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8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等人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建设；今后一切新建项目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

——摘编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决策文献选载》，1995年第3期

材料三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建成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一批现代化生产和科研基地，成昆、湘黔等重要铁路，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等工业基地以及攀枝花、十堰等新兴工业城市。

——摘编自魏后凯《中西部工业发展战略》

材料一   “七七”战端一开，国民政府规划了以川、云、贵、湘西为重心发展大后方工业的战略布局，组织了东部沿海沿江的工矿企业内迁，实行了一些奖励工业发展的法规和政策。许多工厂在内迁途中屡遭轰炸，但资本家与各厂职工们均表现出牺牲精神，“看见前面同伴被炸死……洒着眼泪把死尸抬到一边，咬着牙照旧工作”。内迁的工厂不仅填补了西部工业的大部分空白，还使大后方形成了一支包括企业家、科技专家和技术工人的工业建设骨干队伍。抗战8年，内迁工厂大体上保证了正面战场的轻武器供应无虞。当时西部地区所形成的工业中心区和各地的产业优势，许多至今仍保留着明显的痕迹。

——摘编自侯德础《西部地区两次开发的历史扫描》等

材料二   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上海经济发展遇到较大困难，特别是商业、服务业在崇尚节俭的社会环境中显得相当萧条。同时内地的经济发展又缺乏技术、缺乏人才、缺乏经验。经陈云同志批准，1956年一批企业从上海散到内地。一五计划期间，上海约有270多家企业在河南、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内地省区生根开花，约有15万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技工参与内地重点工程建设，对于内地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摘编自谷牧《谷牧回忆录》

材料一   1937-1940年的厂矿内迁是中国工业第一次大规模的西进运动。截至1940年6月底，据工矿调整处的数字，迁入大后方的民营厂矿共452家，内迁设备约12万吨，各种技工12164人，虽然当时内迁西北的厂矿无论从数量和设备上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们给西北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人才以及管理经验，还填补了西北的一些经济空白，带动和刺激了西北经济的发展，为西北工业充注了新鲜血液，成为西北开发的生力军。厂矿内迁这一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空前的经济大移动，拉开了西北开发的序幕。

——摘编自王广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北工业建设政策与绩效》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随即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统一管理全国铁路的运输生产、基本建设和机车车辆工业，到1949年底，全国铁路达21810公里。“一五”计划时期，全面改造旧中国铁路落后面貌，同时将新线建设放在西南、西北地区……1991年，国家启动高铁科研攻关计划，2005年制定通过《中长期铁赐网规则》，明确了建设目标，强化了高铁建设“原始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全面自主制新”的发展阶段。2008年，我国第一条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世界一流水平的京津城际高速铁路投入运营。中国高铁技术已处于世界先进行列，并大步走向海外，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大方向。

——摘编自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稿》